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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我不知道這個地方。我說，我是邊走邊問來的。他說，我不是跟你說過叫你不要來了嗎？我說，這事我都跟黨委彙報了，我是你的侄女，我要來看你。但在政治上也跟你劃清界限了。他笑了。他就說，人啦，就要做老實人。他就帶我在吳家花園的院內遛了一圈，那天我在他那裡吃了飯。

記者：您後來是不是經常去看彭老總？

彭梅魁：那時候我住的地方在朝陽門裡大方家衚衕，到他那兒去是相當遠的，但我至少一個禮拜去一次。週末就帶著我老伴還有三個孩子去。到那兒去玩一玩，讓伯伯也散散心，這樣對他也是有好處的。伯伯也盼著我們去。因為那個時候我的弟弟們都上大學了，沒有多少人到他那兒去。我去了就跟伯伯說說話，問問他有什麼事。再就幫他掃掃院子，乾點簡單的活。有時候我媽媽從湖南來，帶點茶葉、苦竹子，我就給他拿去。伯伯倒也不是為了吃這些東西，就是玩玩，散散心。

記者：您是醫生，經常去吳家花園，是不是可以順便照顧一下彭老總的身體？

彭梅魁：對，確實有這個便利。有一次，我忘了是哪一年了，我看見伯伯一個襯衣的袖子撕破了，我問伯伯你這襯衣怎麼破了？伯伯一邊笑一邊說，我掉到井裡了。我問伯伯怎麼掉進去的，他說他拿了桶去打水，暈倒掉到裡面去了，要不是警衛員把他拉上來，我今天可能就見不著他了。我說，伯伯以後你別幹了，你血壓低，很容易暈倒，這樣很危險。我的話他聽不進去，他說勞動是他現在需要的。

記者：我們曾經看到過彭老總秘書的回憶，說當時他在院子裡種了一分地。因為當時“大躍進”浮誇風很厲害，他想試一試莊稼的最高收成到底是多少，您瞭解這件事嗎？

彭梅魁：是，伯伯種了一分地，我覺得那塊地裡的麥子長得相當漂亮，比周圍的麥子長得都好。伯伯跟我說，這是一分試驗田。還讓我猜猜它能產多少斤？我說我猜不出來。他問我，你不是種過地嗎？我說，地我種過，但我種的是稻子，這是麥子。他就問我，你說我這能產多少斤吧。我說可能會有七八十斤左右吧。伯伯還說了我一頓：“七八十斤，你怎麼不說一萬斤哪？”當時我衝伯伯笑也不好，哭也不好，我說伯伯你怎麼這麼說我，我挺不好受的。我心裡想，要是我有什麼地方做得不對，你可以直接批評我。伯伯說，我委屈你了，這不是人有多大膽，地就有多大產。我這一分地是整整80斤，就是這一畝地能產800斤。

手稿的故事

1962年，*中央召開七千人大會，彭德懷又向大會提交了長達8萬字的材料，繼續闡明自己的觀點，並就自己的不白之冤逐條進行申訴。這份材料被稱做“八萬言書”。

患難真情…採訪彭德懷的侄女彭梅魁（6）

這封八萬言書，彭梅魁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重要。她知道，這裡面飽含著伯伯對屈辱的吶喊和抗爭，飽含著一個老共產黨員堅持真理的精神，為了伯伯這份沉重的囑託，彭梅魁費盡了周折。

記者：彭老總曾經把一份手稿交給您儲存，這份手稿就是後來被稱做“八萬言書”的材料，他交給您時，有沒有特別的交代？

彭梅魁：1962年的下半年，伯伯交給我一份材料，交給我的時候跟我說，梅魁啊，我把這個東西交給你，這包東西是很重要的，你千萬要儲存好，不能弄丟；千萬不能給弄到外國人手裡去了，要弄到外國人手裡去了，那我就真的裡通外國了。後來我就擱在家裡，用布包了幾層，放到我的櫃子底下，櫃子底下放了一些破衣服，這件事我跟我愛人都沒講過。在我家裡擱了一段時間，伯伯又跟我說，擱你那兒不太合適，不妥。在我這裡放了一個月，後來我就又給伯伯了。

記者：後來這份手稿好像又被您帶回了鄉下保管，這是誰的主意？

彭梅魁：1964年我想把我的兩個女兒送回老家讓我媽媽帶，就問伯伯這材料我給他帶回老家去行不行，在老家埋起來就安全多了。伯伯說那當然好了。我就把那些材料擱在一個書包裡揹著，帶著兩個孩子一塊兒回家了。回到家我跟媽媽說，這個材料是伯伯的，非常重要，關係著伯伯的一生，還有什麼*這些問題。我媽媽也是共產黨員，所以她懂這個，我就全部和她講了。然後媽媽就找出一個瓷壇，把材料放進去，封了石灰和蠟，埋在做飯的灶下。回北京以後我就把這些都和伯伯講了，他挺放心的，放在那裡不怕潮溼，也不怕蟲子咬，萬無一失了，伯伯挺高興。

記者：那這份手稿就一直藏在做飯的灶下，直到最後回到北京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