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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將人處以死刑的場面。我記得不管是好人處死壞人或壞人處死好人，在處決前都要舉行一定的儀式，至少要蒙上死刑犯的眼睛。可是今天我沒見到有什麼儀式，也許“公審大會”就是儀式吧？即使那是某種新的革命儀式，在臨槍斃犯人前的那一刻我也覺得太草率了，事先就沒把“殺場”準備妥當，從把犯人拉下來直到槍響，似乎都草草了之，像是“鬧著玩”的，沒有絲毫要結束人活生生的生命時必須有的莊重感和儀式感，難怪革命群眾感到不滿足，意猶未盡。

真是“鬧著玩”！但怎麼全民都會一起“鬧”一起“玩”，玩鬧的還非常投入，非常開心呢？到1970年，我已經勞動改造了十二年，在勞改農場與“牛棚”之間幾進幾齣。在這十二年中，我雖掛塊牌子被批被鬥過，卻從未捱過打、下過跪、綁過繩、遊過街、受過“逼供信”，更沒有遭到剪陰陽頭、戴高帽、塗花臉等等凌虐，自母親去世後已無“家”可“破”，我孑然一身，只要我活著，也無“人”可“亡”，在政治形勢稍有緩和時，我在革命群眾中還相當愉快，田間俱樂部是我至今還留念的場所，是我性啟蒙的大學堂，使我受益匪淺。所以，我難以用一個受害的知識分子的角度來評價“文革”，卻很理解一般勞動群眾的心路歷程。我在那時就發現，批倒批臭了“資產階級管卡壓”，上下渾同，重新洗牌的時候，勞動群眾確實有種空前的解放感，由衷地熱情洋溢，高呼“萬歲”，響應號召“揪鬥走資派”。但勞動群眾是非常聰明並且講現實的，在他們發現真正被打倒的僅僅是些與他們毫不相干，遙不可及，連名字都叫不出來的高層人物，平時直接對他們實施“管卡壓”的幹部卻一個個被“解放”，“掛起來”的極少，一般都變成“銅像”，有的甚至官復原職的時候，他們就感覺上面是跟他們“鬧著玩”的了。更重要的是，在這場“革命”中，他們除了可以因為開會多而少幹活之外，在物質上並沒有得到什麼好處，生活水平沒有改善反而顯著下降。“文革”的要害，在於直接損害了勞動群眾根本的經濟利益。這樣，他們更加確定不疑地認為是上面跟他們“鬧著玩”的了。在不能以其他方式表達不滿，更不能反抗的條件下，他們就不自覺地以擁抱政治、貼近政治的形式來疏離政治、玩弄政治。勞動群眾是非常會“鬧著玩”、非常會“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對上面提出的革命口號與提倡的高尚道德，他們非“鬧”得與其背道而馳不可。最後，“鬧”得毛主席的理想完全落空，“革命”的現實離毛主席的理想越來越遠。但這決不能怪罪勞動群眾，因為“文革”並不是勞動群眾自發的“群眾運動”，而是一場“運動群眾”，只能由運動的發動者和領導者承擔責任。

美麗（11）

“文革”時，上面召開的形形色色的批鬥會及發下的各種法規、制度、紀律包括“毛主席語錄”、“最高最新指示”等等，勞動群眾決不會正正經經地對待，都以“鬧著玩”的手法將其稀釋成玩笑。區別無非是有人不小心“玩”死了人，有人不小心被人“玩”死了而已。而這種“鬧著玩”的生活方式完全是在上下雙向互動中不自覺地形成的，所以就逐漸成為深入民間的民風民俗，以至於成了“文革”產生出的特有文化現象。當時的報紙上登有林副統帥語錄：“群眾運動是天然合理的”，這話並非林彪的發明，源於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更早出於黑格爾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命題。確實，整個中國人都“鬧著玩”，有它哲學上的高度合理性。

在軍事共產主義的計劃經濟中，勞動人民特別是工人群眾確實沒有受剝削、受壓榨，因為勞動群眾早已把勞動場所變成娛樂場所了，在所有的勞動工地上都能“鬧著玩”，甚至對必須嚴格遵守、不遵守就會鬧出人命的技術操作規程，他們也會不惜生命地“鬧著玩”。他們的收入雖然微薄，但剛好符合他們“鬧著玩”的勞動所創造的價值，他們對自己付出的勞動擅於稱斤論兩，上面別想沾他們一點便宜。在每天都要“政治學習”，“階級鬥爭要天天講”，可是兩個月才能看一次重複放映多次的老電影，一年中才能看兩次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演出，再沒有其他娛樂的情況下，他們會把所有的政治###包括槍斃人都當成戲劇演出來觀賞取樂。正好，“文革”又給他們提供了大量的以別人的不幸來對比自己幸運，以別人的痛苦來取得自己的快樂，以別人的死亡來印證自己生存的機會。遭殃的人在這麼多中國人口中畢竟只佔少數，大多數中國人卻能夠從這不到一半人的災難中尋找到安慰，獲得優越感。譬如今天，僅僅槍斃了十幾個人卻讓上萬人看的開心，可說是“犧牲了十幾個，快樂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