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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這種大型文化企業是順應市場形勢和市場要求自然而然地成長併成熟起來的，因而他們的結合充滿著張力：不是“1＋1＝2”而是“1＋1＝3”或更大，不然他們就不會合並。而我們的文化事業單位由行政力量進行重組，往往是強扭的瓜不甜，組成的大型文化企業表現出的不是“1＋1＝2”而是“1＋1＝”，或是仍然等於1。其實，大有大的難處，小有小的好處，未必組建為大型文化企業就能增強文化產品的生產力。

我們現在還不太熟悉文化產業，所以，在文化體制改革中應該特別注意遵循市場經濟法則，充分調動最具活力的民間資本，透過市場機制來重組我們手頭的資源；

二、我們長期以來沒有認真研究文化藝術生產的規律。作為一名作家，擔任過18年之久的省級文聯主席兼作家協會主席，又有12年創辦經營文化企業的經驗，我對這個問題有自己的思考。我認為文化藝術生產的規律和其他產業的生產規律有很大的不同。其他產業的生產規律是資金投入越多，產出的量就越大、質就更優，而文化藝術產品的質和量卻與資金投入不成比例，不見得資金投入多產出就多、就好。雖然歐陽修說文學藝術家“文窮而後工”並非真理，我們不能說文化藝術的生產規律是資金投入越少產出越多、越好，但優秀的文化產品確實不只是靠金錢就能打造出來的。“窮”，即資金投入量少，未必不會出好產品。舉目前最熱門的文化產品——好萊塢的電影為例，從美國人自己挑選出來的20世紀100部經典影片，其中屬於“大製作”的還是少數。近十幾年來，好萊塢“大製作”的影片越來越多，可是多數“大製作”影片雖然運用高科技手段製作的大場面有很強的觀賞性，有很高的票房收入，而影片中的文化含量、藝術價值卻並沒有隨之增加，有的反而還很稀薄。許多“大製作”影片熱鬧一陣就過去了，並未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相反，倒是一些獨立製片人的“小製作”影片以其高超的藝術性和普遍的哲理與人性，會給觀眾留下永久的記憶。從這點看，經濟實力較弱的民間經濟經營文化產業大有可為，國營的文化大企業即使有政府的財政支援，後面有很強的行政資源，可是在文化市場上恐怕也競爭不過民間經營的文化產業。譬如官方投入大量資金樹立的“五個一工程”，如果作為商品看，它們中的多數是虧損的。

中國文化產業概談（6）

三、既然有文化產業和文化商品，當然應該有這種產業及商品的主管部門。這與食品、藥品、汽車、家用電器等等商品的質量必須有社會監督一樣，是無可厚非的。過去，社會文化事業及產業都由宣傳部門與文化部門統一管轄，文化產品的組織者、策劃者同時就是產品的監督者和審查者，他們與具體創作者雖也經常有矛盾，但並不突出，即使產品報廢也從來不算經濟賬，因為那種文化產品並非商品而是宣傳品。民營經濟進入文化產業後，首先碰到的一個敏感問題就是文化產品作為商品，怎樣透過主管部門的審查拿到市場準入證。上級主管部門代表著主流意識形態，很多文化產品能否進入市場，則常常要看主管部門的審查者對主流意識的理解以及當時的社會形勢而定。文化產品一旦通不過審查，不能進入市場成為商品，其經濟損失則完全由民間經營者承擔。這在影視娛樂、報刊傳媒、圖書出版業上已經顯現了出來，所以民間對影視、新聞、演出及圖書出版業方面要求立法的呼籲越來越強烈。有了法，民營文化產業的生產就有章可循，上級主管部門也可依法管理。但文化產業的立法難就難在許多文化產品不像食品、藥品、汽車、家用電器等等的質量那樣有剛性的監控程式和量化的測試標準。這樣，民間和官方都常常處在兩難境地。民間文化產業的從業者無所適從，官方審查者彷彿拿著一條鬆緊帶來度量文化產品，可松可緊，時松時緊，因此文化產業的從業人員與官方常常發生摩擦。我以為，這一方面需要官方對民間文化產業應有足夠的寬容、寬鬆、信任和制訂出分類、分級管理的辦法，另方面，民間文化產業也應有足夠的自覺、自律和社會責任感。眾所周知，美國官方並不管好萊塢生產的電影，但他們的影片無一不在宣傳西方的主流意識，純商業片都貫穿著西方的價值觀，即使某些文化產品批判其現存體制，不論多麼激烈（如《華氏911》），也都起著維護和完善其現存體制的作用。因為他們已有他們一套民間的制約和約束方式。而這種方式只有在“小政府，大社會”的社會環境中才能形成。這正是我們“政治文明”建設的內容之一，所以，對文化產業的規範，恐怕還需要磨合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才能確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