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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承包商一樣，只要能攬上活，寧肯先付出自己的勞動力。這樣，就形成了一條“拖欠鏈”。而“拖欠鏈”終端的受損者，竟然是最需要維持日常生計的出賣勞動力的勞動者。

承包商或其他用人單位，面對勞動者時是資方。資方之所以能在生產或服務的過程完成後，分配到比勞動者工資較大的部分即利潤，是因為資本這種生產要素在生產或服務過程中不僅起到策劃、組織、管理等等作用，更重要的是資本要承擔風險。勞動者不承擔投資風險，不管企業賺不賺錢，他們都應得到工資，即使投資完全失敗，也與他們無關。這本是市場經濟中最起碼的規則，也是工人無權過問資本有多少利潤，無權要求在利潤中進行再分配的道理。而“拖欠工資”的行為，卻是承包商或用人單位利用工人的弱勢地位強制工人一起承擔風險。如果此次承包順利，承包商無風險，工人也無風險，承包商獲得了利潤，而工人仍然拿自己的一份已被延時支付的工資。如果此次承包不順利，業主拖欠工程款，工人卻要與承包商一起被拖欠，一起承擔風險後果。其違反公正的原則一目瞭然。

因為民工、員工處於弱勢，只求找到一份工作而不惜先支出勞動力，讓承包商和用人單位有機可乘，轉移部分風險，才能夠以最“優惠”的條件力爭承攬工程。建築業市場上有這樣的“優惠”，又使得許多地方政府雖無財力、卻有條件搞“政績工程”、“重複建設”，開發商也可不精細地進行市場調查計算成本而盲目開發。2003年底，因###總理的關注，中央建設部緊急撥款200多個億來解決拖欠民工工資問題，已充分說明“拖欠鏈”的另一終端多半是某些地方政府或其部門，這正是司法部門難以下手之所在，最終造成了“地方花錢、中央買單”。可見，工資可以被拖欠成了常態，會引發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同時，許多地方的政績工程、重複建設、盲目開發，竟然是建立在既低廉又可以拖欠工資的勞動者身上的。

要切斷這條“拖欠鏈”，首先應切斷拖欠的第一個環節。民工和員工直接面對的並非政府和開發商，他們直接面對的只是僱傭他們的僱主，他們不應為僱主承擔風險。現在，在處理拖欠工資問題上，即使法院判決被拖欠方勝訴，也僅僅是僱主補發民工應得的工資而已，連拖欠工資的利息都沒有。這是極不合理的。綜上所述，拖欠工資並非一個單純的民事債務，這裡面隱含著利用民工、員工的弱勢地位強制他們為僱主承擔風險的超經濟侵害勞動者的權益問題，所以，為了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也為了杜絕因此而產生的一系列社會問題，不僅應該規定民工、員工按周或按月領取應得的工資，還應該在法律上對僱主拖欠民工、員工工資的行為制訂懲罰性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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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籌建“文革”博物館的提案

2006年是“文革”發動40週年，也是“文革”結束30週年。“文革”結束後的20多年來，由鄧小平同志開創的改革開放及在實踐中總結的鄧小平理論，經歷了由###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人奉行的“###”重要思想，到以###同志為總書記的領導集體執行的“執政為民，以民為本”的理念，中華大地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綜合國力大大增強，中華人民共和國正以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展現在國際社會。但與社會轉型的同時，各種社會發展問題和社會矛盾也集中顯現出來，不同利益群體的要求出現紛繁複雜的局面，精神文明建設特別是政治文明建設存在許多困難。現在，越來越清楚地看到我們面臨的所有困難以及出現的各式各樣不應有的社會現象，關鍵在於全社會缺乏一個良好的文化生態。“文革”對社會文明與國民素質的破壞到今天越來越明顯。從歷史的宏觀角度觀察，“文革”的惡劣影響是我們今天面臨的困難的一個重要潛在根源。

我們雖然否定了“文革”，可是對“文革”的精神影響和社會影響的清理遠遠不夠，現在30歲的年輕人甚至40歲的中年人，對中國歷史上那次慘痛的教訓都已淡忘，青年人對改革開放前中國的經濟落後、人民貧困、踐踏人權的情況更毫無所知。改革開放前，曾對群眾以各種方式不斷灌輸“憶苦思甜”教育，使人民群眾在物質極端匱乏中仍有某種滿足感，所以儘管“天下大亂”，群眾仍然擁護中央領導，害怕“復辟”，“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而今天，人民生活不斷改善、自由的空間逐漸擴大，群眾的牢騷卻與日俱增，逐漸積累的不滿情緒成了社會的不穩定因素。當今社會固然存在許許多多有待改革進一步深化才能解決的嚴重問題，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人民群眾沒有今昔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