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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更能代表人民群眾。這種本末倒置的現象，說明很多人大代表就不具有充分的代表性。每年花費巨大社會資源召開地方“兩會”，卻不能取得相應的政治效果；地方的代表委員和地方人民群眾兩張皮，互不關聯，這種政治生態是不利於構建和諧社會的。

應該說，一些地方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是有參政議政的積極性的，是有正義感並願向貪腐瀆職的官員作鬥爭的，但是地方“兩會”中卻沒有這樣的氣氛和語境。關鍵在於兩點：一、代表委員中很大部分人是地方各級官員和部門負責人，即所謂的“圈內人”，他們本身在地方上就與人民群眾沒有多少聯絡，甚至是利益對立者；二、地方人大和政協都缺乏對政府部門及其官員的質詢機制。

因而，提案人建議：

一、減少地方“兩會”中各級現職官員和部門負責人名額，不要把地方“兩會”開成擴大的“政府工作會議”。增加當地社會各階層中湧現出的代表人物，容納各種不同利益群體的代言人，讓代表委員具有更大的廣泛性；擴大基層自報參選人民代表的名額，鼓勵人民群眾中的有識之士“高調問政”。強化地方人大、政協與地方人民群眾的關係，使地方人大、政協真正能夠反映地方上各個不同階層的訴求。以此為基點逐步推行社會主義民主，加快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

二、地方“兩會”中應有質詢機制，在議事日程中延長代表委員發言時間，容許代表委員對地方政府及其部門提出質詢，並有質詢能得到回覆和結果、質詢人也不會受到打擊報復的保障機制。在全社會逐漸形成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大文化氛圍。

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根本

憲法規定我國土地所有制有兩類，即全民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國有土地由各地政府管理，而城市與城郊的很多國有土地則已屬於大大小小的各個地方政府部門、國營企業、群眾團體、機關學校等單位。實際上，城市的國有土地已“地方政府所有化”和“單位所有化”了。而在農村，名義上是村鎮人人都有一份的集體土地，農民卻無權過問，所有權基本掌握在村鎮幹部手中，已“村鎮幹部所有化”甚至“村官所有化”了。“三農問題”提了多年，雖在很多地方使農村改觀，但並未從根本上改善多數農民的生存狀態。改革開放30年中，農民除了前期落實了“土地承包”、“生產責任制”而獲得利益外，在以後的現代化、城市化程序中，農民基本上是利益喪失群體，是現代化的踏腳石。他們並未分享到現代化、城市化的成果，還在城市化程序中做出了犧牲，承擔了現代化造成的某些惡果。農民不但在經濟上處於弱勢地位，是一群“無產者”，在政治上也處於無權、無靠、無告的“三無”狀態。“村民自治”在很多地方不過是個形式。其根本原因，就在於農田和宅基地的產權沒有落實到農戶。

在生產責任制下，農民與土地的關係是承包關係。農田的承包期最長訂為30年，草地承包期為50年，山林承包期為70年。雖然可以繼續簽約承包，延長承包期，但農民與其主要生產資料——土地的關係仍處於一種不穩定狀態。現在，城市居民購買一套住房，其佔有使用的土地有70年之久，產權可以進入二手房市場，進行買賣或出租交易，價格隨房產市場的行情浮動。城市房屋及屋下土地的使用權已經完全商品化了。這與農民對農田的承包關係相比，一眼就可看出城市居民與農民間巨大的城鄉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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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欠民工（員工）工資應受法律懲罰

企業或其他用人單位拖欠民工及員工工資，在我國已是相當嚴重的問題，幾乎已經成了社會的常態，每年臨近春節尤為突出，不僅損害了勞動者的正當權益，危及社會的穩定安寧，也影響了政府和司法部門的聲譽，並會使人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公正性產生懷疑。

正因為“拖欠工資”已成了一種常態，在現在建築業、服務業的競爭都十分激烈的情況下，建築承包商才敢於競相壓低報價，以圖承攬上工程，有的甚至可以“先幹活後付錢”，即業主在開工前可以不付足應付的工程預付款，承包商就僱傭民工先幹起來。這種“先使用後付款”允許買方拖欠的推銷方式，在市場競爭中也常見，本無不可，但前提必須是承包商在工程前為工程的業主墊付費用，而現在的情況是，承包商也許會墊付工程所必需的材料、工具等等方面的費用，卻並不對所僱傭的勞動者墊付工資。在僱傭民工時，也是說妥工程進行到一個階段才發工資的。在勞動力市場競爭也很激烈的情況下，勞動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