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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殺”分子的子女，畢業前夕學校就找了個“莫須有”的罪名將我開除。當時我家已完全敗落，父親身陷囹圄，母親靠給人編織毛衣維持生計。我成了“待業青年”後，到刻印店去攬刻蠟紙的活兒，刻一張蠟紙五毛錢，刻印社提成三毛，我拿兩毛。我一天能刻五張蠟紙，得一塊錢，用以維持母親、妹妹和我的生活。現在，“刻蠟版”已是“絕活”，只有70歲以上的老人中大概還有那麼少數幾個，我就是掌握這種“絕活”的人之一。

1954年，北京就開始建設“新北京”，首先是要把北京市裡無業的、待業的、家庭成份有問題的、在舊中國體制內做過小官吏的市民逐步清除出去，名曰“移民”，目的地是西北的甘肅、青海和新疆。我這樣家庭出身的人自然是被遷移的物件。於是，在1955年7月，我攜老母弱妹與一千多人一批，先乘火車到包頭，再隨幾十輛大卡車長途跋涉了三天，才到當時稱為“甘肅省銀川專區”賀蘭縣的一處黃河邊的農村。縣政府已給我們這些“北京移民”蓋好了土坯房，並且單獨成立了一個鄉的行政建制，名為“京星鄉”，好像這裡的人都是北京落下的閃亮之星，或說是隕石吧。鄉分為四個村，每個村有三、四十排土坯房，一排排的和兵營一樣，前後來了數千人在這個鄉居住。土坯房裡只有一張土炕，散發著黴味的潮氣。房屋在夏季怎麼會發黴呢？後來我也成了老寧夏人時才知道，抹牆的泥一定要用當年的麥秸或稻草，如果用陳年發了黴的草秸合泥，肯定會有黴味。人們以為現代裝飾塗料會有汙染，殊不知古代的裝飾塗料也會有汙染。可是並沒有人因為住在這種空氣汙染的房子裡而得病，使我覺得現在的人越來越脆弱。

用麥草和稻草秸合泥抹牆，大概是人類從樹上的巢爬下來開始蓋房子就發明的，泥一直是古代的裝飾塗料，數千年來沿用至今。那時，我在寧夏農村舉目望去，幾乎無一不是古代場景的再現。犁田還用“二牛抬扛”，連犁頭也是木製的，春種秋收、脫粒揚場等等農業勞動，都和漢唐古墓刻石上的“農家樂”一樣，洋溢著原始的純樸。土坯房裡雖然味道難聞，可是田野上純淨的空氣彷彿爭先恐後地要往你鼻子裡鑽，不可抗拒地要將你的肺腑充滿；天藍的透明，讓你覺得一下子長高了許多，不用翅膀也會飛起來。

我終生難忘第一次看到黃河的情景。正在夏日，那年雨水充沛，河水用通俗的“浩浩蕩蕩，洶湧澎湃”來形容再恰當不過了。在河灣的回流處，一波一波旋渦沖刷堤岸的泥土，不時響起堤岸坍塌的轟隆聲，使黃河在晴空下顯得極富張力，偉岸而森嚴。岸邊一棵棵老柳樹，裸露的根鬚緊緊抓住懸崖似的泥土，堅定又沉著，表現出“咬定青山不放鬆”的頑強。移民們都是北京市民，在舊社會混過事兒的，雖然不會農業勞動，卻會玩耍，不乏會釣魚的人。他們用一根細木棍（寧夏沒有竹子）系根棉線，棉線一端再挽根彎鐵絲，連魚餌都不用，垂在河灣淺灘邊上，居然能把幾斤甚至十幾斤的鯉魚鯰魚釣上來，令我煞是羨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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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夏有個鎮北堡（2）

我們用的水是從井裡打上來的，一次我打水時不小心把木桶掉在井裡了。政府給我們移民只發了生產性的農具，除鐵鍬、鋤頭、鐮刀外別無長物，用什麼東西把水桶撈上來呢？我只好到不遠處的一個農村去借鉤子一類的器具。寧夏人把村子叫“莊子”。進了莊子找到一戶敞著門的人家，見兩個穿對襟系絆小褂的小媳婦盤腿坐在炕上縫被子。我說，“對不起，我想借你們的鉤子用一下”。沒想到兩個小媳婦先是互相驚詫地對望了一眼，突然笑得前仰後合，連聲叫“媽喲肚子疼！”然後這個推那個，那個搡這個，“你把你鉤子借給他”，“你才想把你鉤子借給他”……兩人並不理會我，在炕上嘻笑著互相撕扯起來。我在一旁莫名其妙，她們家用樹杈做成的鉤子明明放在門邊的水桶上，不借就不借，有什麼可笑的呢？當然最後她們懂得了我的意思，一個年紀大點的小媳婦紅著臉扭扭捏捏地下了炕，別過臉把鉤子遞到我手上。在我還鉤子的時候，她們又笑得拍手跳腳。後來，我才知道，寧夏方言把鉤子的“鉤”口語說成“須”，鉤子在口語中叫“鬚子”或“鬚鬚子”。“鉤子”的發音與“溝子”相同，而“溝子”在寧夏方言中卻是屁股的意思，比如普通話中的“拍馬屁”，寧夏人說是“溜溝子”。向一個女人借“溝子”，無疑是嚴重的性騷擾，上海人說“吃豆腐”，寧夏人叫做“騷情”。

寧夏的自然和人情，對一向生活在大城市的我，完完全全彌補了失落感。況且，我在大城市也不過是一個既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