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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的要求。結果，《思想檢查》成了我的“反革命綱領”。這份“反革命綱領”的要點在宣判我的公審大會上曾向幹部農工宣讀過，等於替我做了一次反革命宣傳，搞得南梁農場人人皆知。誰知，三年後，鬧起了“文化大革命”，全國揭發劉少奇鄧小平，幹部農工們發現我的“反革命綱領”竟然和這些大“走資派”不謀而合：對內主張承認農戶家庭在集體經濟中的地位，開放城市農貿市場，允許包產到戶甚至單幹；對外主張與所有國家包括西方國家和平共處，少支援第三世界的不發達國家。這種主張在“文革”中被概括為劉鄧路線的“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我在一個偏僻閉塞的農場底層日日夜夜勞動，思想上居然和最上層的“走資派”相通，這不能不讓人側目而視，覺得我“不簡單”。正好，“牛棚”裡地、富、反、壞、右、走資派都有了，還差個“修正主義分子”，我就頂了這個位置，平時以“老修”稱之。人們崇拜英雄，也崇拜壞蛋，只要這個壞蛋壞得出奇，壞得特別，而且與他們沒有直接利害關係。我在人們眼中就是這樣一個壞得特別、壞得出奇，對他們也沒有危害的壞蛋，從而贏得一份特殊的尊敬。“老修”實質上是一種略帶親熱的暱稱，不但曾把我送進勞改隊的“走資派”常給我煙抽，連看管我們的武裝戰士有時還跟我開一些下流玩笑（現在叫“黃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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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3）

中國各機關單位工礦學校的“牛棚”，在1969年春季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後逐漸撤銷。“九大”好像是“文化大革命”的總結，劉少奇作為“叛徒、工賊、內奸”被永遠開除出黨，選出了林彪為毛主席的法定接班人，我悟到這才是“文革”遊戲的真正目的，怪不得小“走資派”承認反對毛主席時沒有把他們槍斃，現在都“一風吹”了。毛主席說“革命委員會好”，於是所有大大小小的機關單位工礦學校包括街道居民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簡稱“革委會”，處理日常行政工作，“抓革命，促生產”，當然主要還是抓革命。農建十三師五團也不例外，跟我一起關“牛棚”的“走資派”一個個被“解放”，有的回家“掛起來”，意思是暫不分配工作，同革命群眾一起在班排裡勞動，有的被“結合”進團部的革委會。全國所有各類行政管理機構突然膨脹起來，各級革委會里的副職至少有七、八名甚至十幾名。當時，在中國大陸的銀幕上，除《地道戰》《地雷戰》等寥寥幾部國產片外，公開放映的外國電影只有蘇聯斯大林時期的老影片和阿爾巴尼亞電影。有部阿爾巴尼亞影片叫《第八個是銅像》，比今天任何一部好萊塢大片的觀眾還多，一直放映到窮鄉僻壤，全國人人都看過。被結合進革委會領導班子的幹部總是第八位，於是人們都把這種幹部叫“銅像”，放在那兒既不會（敢）動也不會（敢）說話的，是有職無權的擺設。各級革委會里都有這種“銅像”。

“牛棚”解散了，幹部們走了，農工中的“地富反壞右”等“牛鬼蛇神”，有家的，也可以回家住，單身的，集中到大宿舍。雖然還不能和革命群眾中的單身漢同在一個屋簷下，但帶槍的武裝戰士畢竟撤掉了。一時間，牛鬼蛇神們一下子輕鬆了許多，聽說全國有的地方還在激烈地“武鬥”，而我所在的農建十三師五團即南梁農場，“文革”似乎告一個段落。在田間勞動時，革命群眾同五類分子有說有笑，不分彼此，人只以個人的直覺來衡量另一個人的好壞，革命的警覺性沒有了，政治身份意識也慢慢地淡薄了。我心想，毛主席說“文化大革命過七、八年來一次”真有必要，不然，這個國家就沒有敵人了，搞得大家嘻嘻哈哈一團和氣，這哪像個專政國家的樣子！

從1968年春節前關進“牛棚”到1969年夏季“牛棚”解散，我在裡面只待了一年多一點時間。1969年夏季以後，是我人生中一段幸福的日子，至今我還常常懷念。那時的空氣沒有汙染，秋日的天空總是碧藍透明，白雲舒捲。到冬季，雪花懶散而溫暖地飄浮在林間小道上，拾一把幹樹枝燃起火來，火苗依依，如小兒般在我膝間玩耍。在黃白斑斕的田野上，白頸烏鴉和純黑烏鴉昂首闊步，洋洋自得，薄霧瀰漫著一種自由的氣氛，令人心動。到開春，遍地拱出早出的綠芽，它們的生機給人以某種期待。初夏就是袒露的日子，人們把上衣脫了，貪婪地吸收陽光，田野上突然騰起天人合一的歡快。更其樂融融的是，人們一到田裡勞動彷彿就進了俱樂部，四處是玩耍的嬉笑聲。我前面說過，革命群眾是懶於勞動的，比我還會磨洋工，走出家門到了田間就進行類似今天叫“社群活動”的各種娛樂。

每天出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