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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華盛頓、費城、洛杉磯、舊金山等名城,參觀了一些企業、科研單位和學校。作為一名中國企業家,何大福特別留意觀察了美國的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情況,獲益更深。
這次美國之行,使何大福的視野境界更上了一層樓。站在世界之巔,何大福更加深知自己昔日的孤陋寡聞,更加知道中國與世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更加深知###領導中國人民走改革開放之路的歷史與現實意義,更加深知這一代中國共產黨人肩負的歷史使命!
在學習班上,何大福問校長謝洋海:“請問校長,美國政府與企業的關係能給我們介紹介紹嗎?”
謝校長在美國留學,後留在美國,已有二十多年,對美國研究頗深,謝校長回答:“在美國,政府和企業各自的職能分得比較清楚。政府原則上不干預企業內部事務,不影響企業經營活動,更不會下指令。政府對企業的管理主要採取政策的調控、提供資訊引導、組織行業協會等手段。企業除了透過稅賦對國家承擔責任,享有較大的自主權,如企業管理權、經營決策權、產品出口權、價格權等。由於分工明確,各自都為美國的振興盡職盡力,互相干預的事就比較少。美國的企業不會辦醫院,不會辦幼兒園,不會辦社會福利事業,因此可以集中精力專門研究產品、研究市場、研究如何賺錢。不像中國,政府插手管企業的事,什麼醫療保健、入托上學、住宿吃飯……造成政府機構臃腫,企業束手束腳。而且,政府幹預企業,企業對政府的依賴性就比較大,企業一旦出了問題,就可以推給政府——‘政府要我這樣搞的’。很多企業為什麼會虧損,有的專案為什麼上了一半就下馬,領導就說我們是執行了上級的指令,因此他屁股一拍,到別的地方照樣當官,也不好追究法律責任。政府管得越細,人就越多,機構就越龐大,如何能精簡?比如現在的工資制度,由國家勞資部門統一控制,要調一起調,要不調一起不調,或者是40%的比例,下面學習政策,組織討論,排隊稽核,面廣量大,調到的理所應當,調不到的怨聲載道。國家這麼大,企業那麼多,哪個人能把政策訂得那麼完善呢?所以發達國家政府就決不管企業的工資,企業本身有自我調控的本領,工資發多了,就增加了他的成本,利潤率就低,老闆是不願意的;反過來,發少了,又留不住人。再如,中國企業自己花錢在自己的土地上蓋房子,怎麼蓋?蓋哪兒?蓋什麼式樣?政府都要干預、限制。結果是決定的人不負責任,負責任的人無決定權,叫企業實在是沒辦法。當然,不是說企業要脫離政府,企業也不會願意脫離政府。沒有政府的指導,再有能耐的企業也會如瞎子摸黑,會摔跟頭的。”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置身自由天堂(2)
何大福又問:“企業與政府的關係我聽明白了,謝謝你的指導。我想再問一個問題,企業出了問題,誰來承擔責任呢?”
謝校長答道:“由於我國政府和企業的關係協調得不是很順,因而一些企業家對政府屢有微辭。那麼,美國的企業家對政府有沒有褒貶之辭呢?應當說沒有什麼。這倒不單單是因為美國政府不干預企業,企業有較大的自主權;也不是說美國的企業就沒有困難。他們雖然沒有遇到或較少遇到我國企業面臨的情況,但在市場經濟中,同樣會遇到別的方面、別的情況對企業的撞擊、約束、控制。可是,因為美國多年來法制社會所形成的習慣,權力和義務都由法律定下來,大家依法辦事,一切都是說的清楚的。比如美國的稅法就比中國嚴格的多,且公平簡明、操作性強;更因為美國大部分是私人企業,他們從來不講客觀因素,只找主觀原因,認為客觀總歸是複雜的,是各種矛盾中的,是激烈競爭中的,企業辦得好壞是自己主觀努力的結果。美國人有問題都首先從自己身上找原因,很少推向別人。例如在大街上,如果誰不小心踩了一位路人的腳,還沒等踩人者道歉,被踩者倒先說‘Sorry’了。此事如出在中國,很多人會納悶。但美國社會普遍養成了這樣的思維方式,當你踩了他的腳,他首先會認為是他的腳放的位置不對才使你踩到他的腳的。如果把你絆倒,更不得了,因此他要說‘Sorry’。美國王安電腦公司曾盛極一時,倒閉時,別人幫其分析客觀原因,而他們自己則處處從自身找原因,認為是機構不精、用人不當、管理鬆弛、產品開發指導思想有誤,只認大傢伙、只抓高精尖,忽視了家庭式的和普及式的等等。在美國,一個企業若處處怪別人,會被同行低覷,沒本事才怪別人,有本事只怪自己。而國內的許多企業家則不是這個概念,企業辦不好,不從內部找原因,而是怪市場環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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