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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企業總部來，然後和總部的領導在關心職工、改善職工生產和生活的條件、提高職工福利待遇、發揮職工的積極作用等問題上，共同研究拿出具體的、切實可行的措施。工會在企業要服從統一管理，遵守各項規章制度，參加生產工作第一線，不能夠成為背離企業各項規章制度和行政管理、生產工作之外的組織。工會的作用和地位是在整個企業的統一領導、統一指揮、統一佈局下反應群眾的呼聲和利益，不能離開生產第一線搞自己的活動。我們要針對中國的國情，開展我們中國國情下的工會組織工作。逐步將工會變成一個代表工人利益說話辦事的組織、反映員工心聲的組織。不能把工會變成一個獨立的、與企業的指揮系統對立的組織。

第七個問題是企業的廠長經理與員工的關係問題。

我們的黨是工人階級先鋒隊，黨和國家都強調企業員工的“主人”地位。在實行廠長負責制的新形勢下，我們一部分企業對工人群眾“主人翁”地位牢牢記住，但是對廠長經理“絕對權威”的方面比較淡化。企業的領導人，受了我們政治制度的影響，把企業的廠長經理看成是“社會公僕”。很多企業要麼廠長、經理“一言堂”，要麼廠長、經理“隨大流”，員工怎麼說就怎麼辦，造成指揮不力、權威不夠。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企業就是企業，企業就要靠一個好的廠長、好的經理來指揮。如果他們沒有絕對的權威，“老爺不聽老爺叫”讓他怎麼指揮？

講壇上的風波（4）

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先從理論上突破。員工和企業領導究竟是種什麼關係？能不能參照理論界提出的“領導是公僕，員工是主人”的說法？毛澤東說人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我認為這句話可以引延到企業來。因為企業的日常生產、艱苦勞動以至商海經營都是全體員工共同完成的，但是廠長經理的作用更不可忽視。而且廠長經理本身也是員工群眾中的一員，甚至可能是最突出、最顯著的一員。所以在我們集團，我們引用毛澤東的話，認為工人群眾是英雄，而企業的廠長經理是領導英雄的，因此他們必須是英雄中的英雄。為此，我們企業淡化“主人和僕人”的理論，如果我們簡單地把“巴黎公社”提出的“社會的公僕”這一上層建築的理念用到企業裡，那企業將會一盤散沙。

第八個問題是企業的生產經營與辦社會的關係問題。

企業是生產、經營產品的經濟實體。但是在計劃經濟年代，我們的企業都變成了一個小社會。企業員工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全部由企業承擔。企業中浴室、商場、食堂、衛生院、學校、宿舍一應俱全。造成企業小頭大尾，精力、物力、財力分佈不合理，給企業帶來沉重的負擔。在中國改革開放中，必須要將企業和辦社會的關係明晰化。凡是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事情由企業來辦，凡牽涉到社會福利事務的事情應該由社會辦、由政府來辦。

學習班上學員們聽得入了迷，有的人聚精會神坐直了腰板，有的人不停地揮著筆做記錄。何大福繼續暢談他的最後兩個問題。

第九個問題是按勞分配與現行工資制度的問題。

要在改革開放中逐漸將自己的企業按照現代企業制度來運作，利益分配問題尤為重要。分配得好，就可以調動多種有效的積極因素，徹底解決幾十年的“吃大鍋飯”。使真正有能力又肯幹的人得到合理的收入，實現“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原則。但是，我們長期實施的“八級工資制”成了我們現在執行按勞分配的嚴重障礙。按照現行工資、獎金髮放制度，如果國家勞動部門不調工資，所有的企業一律不準調。國家勞動部長竟然管到企業中每一個員工的工資、資金，這是不正常的，這種體制一定要打破。

第十個問題是企業的所有制問題。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國外的資本、產品、技術被引入中國市場，各種經濟性質的企業並存，局面相當複雜。如何對待不同經濟性質的企業，讓大家都能夠在平等的起跑線上參與競爭是一個重大的課題。由於有的外商獨資企業受的束縛較少，優惠政策較多，所以取得了較明顯的效益。而國內企業所受的束縛較多，所以很難邁開自己的步伐，致使有能力的人紛紛跳槽到合資企業、外商企業。也有些人創辦了私人企業，因在稅收、利益等方面得到了相應的扶持，所以他們的收入也比在國有企業、公有制企業高得多。還有一些實行雙軌制的企業，有些計劃被國家拿出一部分進入市場，一部分就留下由政府來控制，因此貪汙、行賄受賄、違法亂紀的現象開始出現。由此看來，中國的公有制企業在這個混亂的市場中處於很大的劣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