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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凡是鬧事的事都有他。”何大福說。

“不管你理由千條萬條，你這樣做是違反組織原則的，知道嗎？”縣委組織部長說。

“這我懂，但現在改革開放，企業應當有自主權了，這是中央改革檔案講到的一個重要方面。”何大福據理力爭。

組織部長嚴肅地插話：“可是人事制度還沒有改革，幹部的任免權還沒下放。如果這個權都下放了，那我們黨的領導究竟在領導什麼呢？”

“我不管這些，我已經宣佈免掉了，你們看怎麼辦吧？”何大福有點不耐煩了。

“怎麼辦？改過來，宣佈免職決定無效。”組織部長態度鮮明。

“那不可能，除非……”何大福說。

“除非什麼？”工交黨委書記王長江急切地問。

“除非免掉我的職務，我不幹了，你們再叫誰幹，我管不了。”何大福犟勁上來了。

“這叫什麼話！你這是共產黨的幹部講的話嗎？”組織部長好像也耐不住性子了。

“那我有什麼辦法？我到金箔廠什麼條件都沒提過，什麼要求也沒講過，只要求一句話：我必須說話算數！今天，我既然說話不算數了，那要我怎麼幹？我說到做不到，等於放了空炮，那我還有什麼威信？叫我怎麼再幹下去？這樣吧，大家都看過樣板戲《　智取威虎山　》吧！楊子榮和小爐匠在座山雕面前鬧了起來，最後楊子榮說，三爺，留他留我，你看著辦吧！今天你們就是座山雕，我是小爐匠還是楊子榮，你們定吧！”何大福說完，一聲也不吭了。

會場寂靜了好長一段時間。最後，還是錢局長轉了一個彎，他深知何大福與王志宏孰輕孰重。何大福到金箔廠上任以後，企業越辦越好，而且交給局裡的管理費是全縣工業系統最高的，使他這個局長位子越坐越穩。他生怕鬧僵了，金箔廠出現混亂。於是他息事寧人地說：“我看是不是這樣，金箔廠馬上打個報告，我們立馬籤個意見，報組織部批准，當時拿回批覆，特事特辦，也算是一個改革。這樣，何大福說話也算數了，我們的批准手續也有了！縣長、部長，你們看這樣行不行？”

“只能這樣了，但下不為例，今後絕對不行。”組織部長第一次這樣被下面牽著鼻子表態，看得出來他很窩火。他自己現在也搞不清，這改革開放最終要搞到什麼地步，只聽說政企要分開，黨政要分開，究竟怎麼分？誰也沒跟他講明。今天的這個情況，他也只能這麼做了。因為有一點他是知道的，何大福肯定比王志宏強，當初研究何大福上任，他也在場。如今何大福幹得不錯，他也清楚。因此，他選擇了留住何大福，捨棄了王志宏。

“什麼今後絕對不行？今後企業肯定是自己組閣，用不著你們批了！”何大福好像打了一場勝仗，得理不饒人，口氣硬了起來。

從那天以後，到後來很多年，只有何大福領導的金箔廠能夠“享有”上級組織許可權，敢於對“縣管”幹部直接宣佈任免，過後補辦手續。何大福說：“因為我是改革開放試驗田嘛！”

跟政府部門“爭權奪利”（1）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了一個相當複雜的新階段。主要表現在：

第一，各種經濟成分的企業混在一起競爭，有獨資的、合資的、合作的、聯營的、全民的、集體的、鄉鎮的、校辦的、政府部門辦的、部隊辦的、特種行業辦的，還有股份的、個體私營的，都可以搞同類產品，辦同類企業。由於環境、區域、政策、辦法不同，結果就不同，出現了明顯的不平等現象。

第二，政府機關人員下海辦企業，出現了權力經濟，官商一體，給市場經濟帶來更為複雜的局面。

第三，通貨膨脹，人民幣貶值，銀行以向商業化過渡為由，自己出來辦企業，配套工作又跟不上，造成國家控制經濟的關鍵樞紐失控，企業面臨更加嚴重的困難，資金市場出現了混亂狀況。

第四，收入的不公帶來了各種經濟組織的不穩定。有本事的下海搞個體、搞私營，收入頗豐；而國有企業、公有企業的職工收入卻受到限制，導致人心浮動。

第五，面對市場經濟複雜的局面，各種商品、各種宣傳、各種文憑、各種關係、各種訊息，真的假的、對的錯的、合法的非法的、規矩的不規矩的，良莠不齊、交織錯落，令人難辨真偽。

金陵金箔廠屬於城鎮集體性質企業。在中國，這類企業，不管當年投資者是誰，後來都劃歸公有制企業。面對複雜的局面，何大福意識到，這些問題正是改革過程中必然要經歷的。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