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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巧，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泛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

很顯然，所謂“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也就是要“本乎道”；而“本乎道”即“原道”，也就是一種本體論的哲學態度。正如清人紀昀所指出的：“文以載道，明其當然；文原於道，明其本然。”①這種不滿足於對現象本身的描述和規範，而要深入探尋現象背後的本質規定和終極原因的思維方式，無疑是玄學的影響所致；至少是，劉勰多少認識到，在這樣一個時代，只有回答了文學的本體問題，才足以“立家”。而這個問題的提出，就使劉勰的理論超越了前人而上升到哲學高度，即不再停留在直觀描述和經驗總結的低階階段，而上升為按一定的邏輯序列構成的理論體系。在這個邏輯序列中，多元因素交錯依存，各種範疇自由組合，或兩兩成對（如情與採、質與文、神與思、體與性、通與變、風與骨、隱與秀），或三五連珠（如心言文、情體勢、氣志言），……但都有一定的內在邏輯聯絡，而且統攝於從原道本體論出發的思維之網中。這個由多層次概念、範疇組合的思維之網的構造，又無疑受到中國最古老的哲學著作《周易》的影響，即《序志》所謂“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然而《周易》雖有五十之數（《易·繫辭上》：“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卻無上下之篇。上下篇的結構，無疑效法佛經。范文瀾先生指出：“彥和精湛佛理，文心之作，科條分明，往古所無。自《書記篇》以上，即所謂界品也，《神思篇》以下，即所謂問論也。蓋採取釋書法式而為之，故能理明晰若此。”②我以為所論極是。當然，五十之數也好，上下兩篇也好，都不過是一種外在形式；然而，一定的形式總是由一定的內容所決定並與之相適應的。正如陸機《文賦》主要是創作經驗的總結因而可以採取賦的形式一樣，《文心雕龍》的具有哲學意味的形式正好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它是一部藝術哲學著作。

《文心雕龍》作為中國美學史上唯一一部藝術哲學著作，其邏輯之嚴密，體系之完整，思辨性之強，涉及面之廣，都是空前絕後的。這使得它既有別於前期藝術社會學的《禮記·樂記》，又有別於後期審美心理學的《滄浪詩話》而成為中國美學史上極為重要的一環。《文心雕龍》之值得注意，原因之一也在於此：它的思想內容是中國美學的傳統觀念，它的論述形式卻不是中國文論的傳統方式。要言之，它是用思辨的語言闡述著感受的內容，實證的材料充實著本體的研究，這確乎是很具特色的。

正因為《文心雕龍》在方法論上的這一變革，就使它雖標舉儒學卻又超越了儒學，繼承前賢又不囿於前賢，而是有所揚棄，有所發明，承前啟後，自成體系。儒家的功利觀念，道家的審美自由，玄學的本體模式，佛學的因明邏輯，熔鑄成為一個整體；傳統的表現理論和決定理論，新興的審美觀念和技巧觀念，綜合在哲學的形上體系中。而籠罩群言，貫穿始終，成為《文心雕龍》一書靈魂與骨髓的，則是以儒家思想為核心、道家範疇為外殼的“自然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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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自然之道（1）

一

《文心雕龍》的本體論宏觀態度和哲學思辨性質，決定了它的第一篇必定是《原道》。“原道”者，“溯源於道”也，或“溯文之源於道”也。然而此處的“源”，如前所述，已不是先秦兩漢哲學宇宙構成論的“源”，而是本體論意義的“源”；即不是把“道”看作“文”的起源，而是把“道”看作“文”的本體。雖然，《原道》篇也涉及文學的起源，但那只是次一層次的問題，首要的還是文學的本體，即“文原於道，明其本然”，所謂本然，即文之為文的終極原因。

然而本體的研究只有透過對現象的研究才能解決。因此，論“體”必先說“用”，原“道”必先明“德”，所以《原道》篇第一句便是：“文之為德也大矣”。這就首先有兩個概念必須加以明確：第一，何謂“文”？第二，何謂“德”？

“文”，是《文心雕龍》一書之中使用頗頻而歧義甚多的一個概念。除了相當於我們今天所謂“文學”（literature）外，還有不下十餘種用法，但大致可以歸納為兩類。一類相當於今天所謂“文化”（culture）或“文明”（civilization），包括語言文學（如《原道》：“自鳥跡代繩，文字始炳”）、學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