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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歧路，鑑在疑後，研慮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難易雖殊，並資博練。若學淺而空遲，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聞。（《神思》）

很顯然，在這裡，劉勰已經認識到，文學創作的成敗，固然首先關係到情感是否真實，創作準備是否充分，藝術構思是否成熟，即所謂“率志以方竭情，勞逸差於萬里”（《養氣》），但也關係到作家的氣質才華、藝術修養、品格情操、學識閱歷等多方面心理因素，這些心理因素，劉勰統稱之為“性”。

前已說過，當劉勰把文學看作是“情性”的自然流露與表現時，他已經看到這種表現既是情感的表現，又是個性的表現，即既是“情”的直接抒寫，又是“性”的直接呈現。如果說“情”的真實與否，決定了“文”是否具有審美價值和藝術魅力；那麼，“性”的差異就決定了它將具有什麼樣的審美風格和藝術魅力。在劉勰看來，所謂“風格”（“體”），無非是“人格”（“性”）在作品中的體現罷了。因此，在專論風格與人格關係，亦即專論作家的個性表現的《體性》篇，劉勰就提出了著名的“因內符外”說——

夫情動而言形，理髮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雋，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雲譎，文苑波詭者矣。故辭理庸雋，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

在這裡，劉勰首先從文學的表現特質立論，指出文學的創作，是“情動而言形，理髮而文見”的表現過程，因此也就是“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亦即將無形變為有形，將內在變為外在的過程。這個無形的、內在的東西，就是“情性”。但是，劉勰筆鋒一轉，又進而指出，人的“情性”即人的內在心理結構是各不相同的。既然文學創作是“因內而符外”，那麼，不同的內在心理結構也就勢必形成不同的外在藝術風格，這就叫“各師成心，其異如面”。那麼，人的內在心理結構如何呢？劉勰認為，作家的內在心理結構和作品的藝術風格結構，都分別由四個因素組成，並分別形成一定的對應關係，它們是：

第五章　性情之數（7）

才——辭理

氣——風趣

學——事義

習——體式

“才”是作家的才華、才幹、才能。“才”有平庸與傑出之分（才有庸俊），駕馭語言的能力手法也就有高下之別。例如，《麗辭》篇說：“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為易，事對為難，反對為優，正對為劣”，這裡的難易優劣，也就表現了“辭理”的“庸俊”，劉勰認為，這取決於“才”的高下，謂之“辭理庸俊，莫能翻其才”。

“氣”是作家的氣質、稟賦。“氣”有剛健與柔和之分（氣有剛柔），作品的美學風貌和趣味也就有陽剛與陰柔之別。中國美學沒有“壯美”、“優美”，“崇高”、“滑稽”，“悲劇”、“喜劇”這類範疇，而以“陽剛”與“陰柔”為美的形態。“陽剛之美”和“陰柔之美”的概念，雖然直到清代姚鼐才正式提出，但這種審美觀念卻早已見之於《周易》。《周易》以“陰陽變化”、“剛柔相推”為世界始基和自然規律，則萬物之美，無非“陽剛”與“陰柔”。《易·繫辭下》稱：“剛柔者，立本也；變通者，趨時也”，“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文心雕龍·鎔裁》稱：“剛柔以立本，變通以趨時”，便正是從上引《易·繫辭下》基本觀點化出。既然文學創作是“剛柔以立本”，則文學作品之風格，當然也就或剛或柔。所以專論文學作品審美風貌趣味的《定勢》篇就說：“文之任勢，勢有剛柔，不必壯言慷慨，乃稱勢也。”這裡的“勢”，也就是《體性》篇的“風趣”，亦即文學作品所表現出來的“自然之趣”。《定勢》篇的“勢有剛柔”也就是《體性》篇的“風趣剛柔”，劉勰認為，它取決於作家的氣質、稟賦。“故魏文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風骨》）如“相如賦仙，氣號凌雲，蔚為辭宗，乃其風力遒也”，這大概近於“陽剛之氣”；又如“論徐幹，則雲時有齊氣”，齊氣徐緩，大概可歸入“陰柔之美”。總之，文章的“風趣”，實取決於作家天賦的氣質。

“學”是作家的學識。“學”有淺薄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