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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徐世昌的擔心，盤距南方的許多政治人物並不把徐世昌放在眼裡，至少，西南軍政府的首腦岑春煊和伍廷芳已發來一封措詞嚴厲的電報，拒絕承認徐世昌的總統地位。所以，看完他的顧問書，徐世昌並沒有馬上和他討論細節問題，而是先把這事告訴了他。他和岑春煊、伍廷芳都是熟人，和伍廷芳尤其熟悉，因為他們都曾經是進步黨的領導人。於是他寫了一封信，向岑春煊、伍廷芳介紹總統的仁政思想和施政綱領，說明總統罷戰議和的誠意及其總統地位的合法性。派人把信寄走，他想他這些日子筆耕不止，累得夠嗆，應該好好休息一下。不料剛回到虎坊橋的家裡，他就被雪片般的請柬包圍了。為了不得罪朋友們，他頻頻離開家門，走馬燈似地出席一個又一個宴會，使每一個設宴祝賀他擔任總統顧問的朋友都覺得自己很有面子。他剛從諸如此類的應酬中擺脫出來，一份份聘書接踵而來，就又叫他應接不暇了。於是，除了總統顧問，他又成了許多省份的顧問。最後，連新疆省也派人送來了聘書。如此一來，他不但要顧問總統，簡直就要顧問全國了。

他開始為這事感到不安的時候，突然收到了母親病危的電報。這時，歐洲戰爭已經結束，中國參戰軍雖然失去了開赴歐洲的理由，但在歐洲戰場上充當軍役的二十多萬名中國勞工，卻給祖國贏得了戰勝國的地位。中國代表團這時已經抵達巴黎，準備參加在那裡召開的和平會議。與此同時，南北雙方也已經決定派遣和談代表團去上海參加南北和平會議。他去居仁堂請假時，徐世昌正打算派人請他，想就政府方面參加南北和平會議的代表團人選問題聽一聽他的看法。聽說他母親病危，而他正是為此事前來請假時，徐世昌嘴上雖沒說什麼，臉上卻流露著遺憾的神情。他後來才知道，徐世昌雖沒打算把他派到巴黎，卻已在出席南北和平會議的代表團中為他安排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職位。

“令堂如遭不幸，務必節哀順變。”他離開居仁堂時，徐世昌對他說，“國家正值關鍵時期，月波先生務必早點回京議事。”

他攜家帶口離開雍陽之後，連宗雪竹都沒想到他會在那麼短的時間裡重返政治舞臺，居然還成了總統的政治顧問。不過，當他又攜家帶口從北京回到雍陽時，宗雪竹卻一點也不感到意外，反倒是不知內情的人驚訝不已、議論紛紛，以為他註定是一個曇花般可憐巴巴的政治人物，總是在短命的絢麗中突然間枯萎衰敗。

他見到母親時，母親正躺在床上發呆，乍一看像是病病歪歪的樣子，再一看卻叫他大吃一驚。母親根本沒病，之所以臥床不起，與其說是掛念，不如說是憂慮，他如果不從北京回來一趟，當面聽一聽她的數落，她就永遠臥床不起。

“你可把媽嚇死啦！”秀雲姑姑毫不理會兒子吃驚的表情，氣呼呼地說，“你當秘書長就當秘書長吧，有個為國家寫寫算算的差事，媽就沒白養你一場，媽的族長兄弟就沒白教你一場，可你偏偏不知天高地厚，當了人家大總統的顧問。你可不能叫這個徐大總統當皇帝，更不能給徐大總統出餿主意，幹坑害老百姓的壞事。你快去看看你的恩師吧，他也擔心你再犯糊塗呀！”

可是，他見到宗雪竹時，宗雪竹卻只說了一句總統顧問是一個必須克己奉公、胸懷天下的差事的話，然後就不聞其詳了，緊接著便向他打聽，他準備如何幫助範嘉言打官司。

“學生還是那句話，此案涉及洋人，請一個洋人代理才是上策，可他顯然顧慮重重，不知出於什麼緣故。”

“他來信說了，跟洋人打官司，請一個洋人代理，固有以夷制夷之利，可是他們若是沆瀣一氣，斷無勝算可言。”

“那好，學生一旦脫出身來，就親往上海打消他的顧慮。”

他回到北京時，除了日本人極力主張“二十一條”合法性的訊息，還從巴黎傳來了日本人企圖從德國人手裡繼承山東權益的訊息。可是，徐世昌首先和他討論的，卻不是電告中國代表團如何據理力爭，而是和平會議上南北雙方各執一詞的陝西問題和參戰軍問題。他對徐世昌說，陝西省南北雙方的軍隊能否停止曠日持久的戰爭，取決於北方而不取決於南方，但總統罷戰議和的誠意卻必須為南方所承認，以防止南北和會半途而廢。為此，他打算以個人的名義給於右任寫一封信，說明總統罷戰議和的誠意。因為作為南方的重要人物，于右任目前正統轄著陝西省的南方軍隊，于右任的態度事實上就是南方的態度。至於參戰軍，他則直言不諱地說，由於歐洲戰爭已經結束，參戰軍無戰可參，理應按照南方的要求予以撤銷，這不但有利於南北和平統一，同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