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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望的哭泣就是最好的證明。勒鮑耶爾想為出生的嬰兒們營造一個輕鬆溫馨的環境，所以他提倡新生兒們應該在出生後馬上放到母親的腹部並溫柔地給他們按摩。很早以前，人們就覺得新生兒們應該待在與他們的生長環境——子宮相仿的地方，而勒鮑耶爾的這些原理正是這一說法的延續。

勒鮑耶爾並不是第一個提倡這一觀點的人。在公元1930年左右，第一位義大利女醫生瑪麗亞·蒙太素瑞就寫過關於一個刺激性強的新環境對於新生兒的影響：

自然分娩運動（2）

他來到了這個成｜人世界，他那脆弱的眼睛還從未見過光明，他的耳朵以前也從未聽到噪音，他的身體至今為止還從未受過傷害。然而現在並不重視他的脆弱的大人卻要用那雙毫無靈魂的手來抱著他。

一位法國婦產科醫生米歇拉·奧頓特則將勒鮑耶爾的理論向前發展了一步，並在他所在的醫院中建立了一個特別的單位。他的主要目的是使分娩過程非醫療化。他建議婦女們在分娩過程中可以選擇任何她們感覺最自然的姿勢，無論是站著還是蹲著。他這樣完全是為了讓產婦們放鬆下來，他還向產婦們推薦分娩池。他幾乎用不到鑷子、止痛劑。而且他發現剖腹產是根本不需要的，尤其是在臀位分娩這種手術中。所以現在婦女們可以在醫院裡分娩，在這裡，一切需要的醫療技術都能為她們準備就緒，但同時也為她們營造了一種像在家裡一樣的輕鬆的環境。

從公元20世紀60年代起，英國和美國的女權主義者們主張婦女應該在分娩過程中負起責任來，從而從男婦產科醫生那裡奪回主動權，賽拉·奎新格在她公元1979年出版的《家庭分娩》一書中呼籲，在家裡分娩應該成為婦女們的一種選擇而非特例。在英國儘管只有1％至2％的分娩是在家中進行的，但在荷蘭家中分娩的比例佔將近全國分娩總數的一半。他們的母嬰死亡率數字顯示，家中分娩跟在醫院裡一樣地安全。

儘管在過去的40年間，許多運動例如國家基金會就一直為分娩新方法而戰，都提倡婦女有選擇的自由，使她們的孩子享受各種助產方式和醫生的干涉。但即使產婦們一再反對外部干涉，有時助產士在臨床分娩過程中仍然堅持使用各種助產技術。

當一個女人在分娩過程中遇到困難，生理上的也好，與醫護人員之間的摩擦也好，都會使分娩這一經歷成為一件糟糕的事情，有時甚至對母嬰關係起反作用。現在的母親應該很好地感謝上個世紀科技領域的顯著成功，因為這使得醫生能夠幫助那些有可能在分娩過程中喪命的婦女們。但各種分娩運動和女權主義組織仍然堅持認為在分娩過程中，婦女們不但應該享有“母嬰安全”的權利，還應有“非暴力分娩”的權利。

助產士

在英國，雖然醫院中的大夫和全科醫生更多地參與到婦女分娩過程，但助產士仍然在護理方面起主導作用。公元1902年，議會透過了助產士法案，確定了對助產士註冊和資格證的要求，並一再主張助產士應該得到監督以確保他們高效地操作。這一法案的透過為助產士的未來提供了保障，儘管全科醫生們起初很擔心這會減少他們參與手術過程而得到的酬勞。在公元1911年國家保險法案頒佈以來，全科醫生們看到，除去分娩費，他們還是收入頗豐的，這使得他們和職業醫師們的收入保持平衡。

公元20世紀20年代早期的助產士正規培訓只是有限的三個月的課程，由中心助產士委員會提供。此後培訓期不斷地延長，尤其是女性助產士的培訓經費也在不斷增加。到公元1937年，助產士們能夠得到長達兩年的培訓。到這個時候，地方政府承擔起了為她們付薪水的責任。同時，地方政府還要為參與分娩手術的醫生們付加班費。有些人覺得這使得許多婦女們不得不接受“受管理”的分娩，而這本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儘管助產士得到政府的一再保證說她們的工作會保持長期性，她們仍很失望地發現英國產科醫師協會並不允許她們實施鎮痛術。她們只被允許使用有關氣體，而卻無法提供病人所必需的各種昂貴而複雜的儀器。英國醫###合會建議應當由全科醫生來決定是否允許助產士來護理產婦，這樣，助產士最後只能處理簡單的“正常”分娩。

和英國同行相比，美國的助產士為了生存所作的鬥爭就相當不成功了。隨著醫生活動的日益增加，助產士的角色及地位迅速衰落，而這一趨勢也得到了醫學行業的支援。醫生們在接管助產士角色後的既得利益使他們力圖使產婦相信助產士是不乾淨的、相信封建迷信及缺乏醫學知識。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