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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劇情片,必須確保做好北美市場的發行工作。利普斯基的宣傳攻勢引起美國評論界對利的關注,評論家們對這部影片大加讚賞。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利普斯基是利在美國事業的設計師,把一個不為人知的英國導演變成一個具有中等知名度的國際明星。利普斯基對利生活的那片土地近乎崇拜,跟這位乘戾的導演以及製片人西蒙·錢寧�威廉姆斯(Simon Channing�Williams)的關係已經很親密,後者極力保護著前者。邁克·利堅持邀請利普斯基去倫敦觀看他的影片。利普斯基告訴老闆湯姆·斯庫拉斯:“我們一定要保持好這份關係。”斯庫拉斯回答說:“我們是得去看看,得去看看他的影片。”幾個星期過後,邁克·利又打來電話,但斯庫拉斯仍然遲遲不動身。利普斯基心想,湯姆也許想斷絕跟邁克和西蒙的關係,但是我不能這樣做。他和妻子自己掏錢飛到倫敦看了這部影片,該片後來定名為《生活是甜蜜的》(Life Is Sweet)。乘聚餐之際,利普斯基對幾位影片的工作人員說:“這是一部傑作,但我們不能買這部影片。”他解釋了自己在斯庫拉斯的處境。大家慫恿他另起爐灶:“你有這麼多經驗,還有這麼多關係。我們一定支援你拿到這部影片。”
第3章冒險事業1990—1992利普斯基和妻子第二天早晨就飛回洛杉磯。他走進斯庫拉斯的辦公室衝動地說:“我要辭職。”這時,利普斯基已經是在業界幹了16年的資深人士。但他知道,他不能就這麼離開。利普斯基跟賓厄姆·雷談過幾次,而雷對自己目前在埃溫紐(Avenue)公司的工作也很不滿意,商量聯手乾的可能性。據雷回憶:“我們都厭倦了給別人打工,厭倦了聽人說‘不,我們不能買這部影片’或者‘行啊,我們可以買這部片子’。我覺得自己掌控在別人手中。我要做老大。”利普斯基走出斯庫拉斯的辦公室,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後給朋友打了個電話。他說:“我決定了,我剛才已經提出辭職,我要自己辦公司,我們就把我在英國看過的這部優秀影片作為第一個發行的作品,你有興趣嗎?”雷深深地出了一口氣說:“當然可以。”
雷跟利普斯基都已經46歲,在電影業浸淫多年。這位工程師的兒子在紐約城北部威徹斯特(Westchester)縣的富庶小鎮斯卡斯代爾(Scarsdale)長大。“我穿著一件紐扣繫到脖子的襯衣,從郊區來到埃爾金(Elgin),坐在一個穿雨衣的傢伙旁邊,”他回憶道,“我父親老說:‘你就繼續幹你的電影吧,你遲早會流浪街頭的!’”他除了有那麼一點亡命白人清教徒的基因,還有一種猶太製片人的基因。他矮小、粗俗、多變,瞬時專注功夫卻很出名,善於當機立斷,對自己的頭腦很自豪也很自信。如果說利普斯基痴迷紫色,雷也有自己的怪僻。他日復一日穿著一件T恤衫、一條百慕大牌短褲、一件鮮豔的運動衣,戴一頂麥茨牌帽子。他一直不會打領帶。“幹嗎要打領帶呢?”他不明白,“那樣顯得太蠢了。一個曾經得過斯坦利杯獎的曲棍球教練用領帶擦鼻子呢。我雖然不是在用領帶擦鼻子的環境里長大的,但是,為什麼不可以呢?如果沒有帶手絹,完全可以用它擦鼻子啊。那很方便的。”雷喜歡一根接一根地抽萬寶路,酷愛喝酒。他辦事有魄力,善於講故事,為人豪放而達觀。做電影的人都喜歡他。他是一個心口之間沒有太多遮攔的人,不習慣留一手,對朋友和對手都一視同仁,言辭鋒利、辛辣,經常惹麻煩。他跟利普斯基一樣不會圓滑,直來直去。有人這樣形容雷:“如果你把賓厄姆單獨鎖在一間密室裡,他會跟自己打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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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險事業1990—1992(2)
雷跟利普斯基一樣,曾在一些很知名的獨立電影公司工作過,比如島嶼、紐約人、高德溫(Goldwyn)、生動、埃溫紐。利普斯基和雷的夥伴關係能確立是因為兩個人都不是衝著錢才幹這一行的——他們把1970和1980年代年輕的電影愛好者心中燃燒的那股純粹的激情的藍色烈焰帶到了1990年代。他們熟悉發行和市場行情,兩個人都有著比他們的競爭對手更強烈的對黑色、怪僻、危險影片的共同嗜好。比如,利普斯基曾給高德溫爭取到阿列克斯·考克斯(Alex Cox)的酷片《席德與南希》(Sid and Nancy)。在他們的辭典中,“向上”和“積極的生活”都是難聽的字眼,他們都願意在那些沒有幾個人看好票房的影片上冒險。正如雷所表白的:“我總是想嘗試做商業上不一定能存活的影片,我不是什麼先鋒派的捍衛者,但我懂得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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