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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險事業1990—1992（5）

溫氏兄弟不是第一個使用這些技巧的人。大製片廠的人在Bel　Air和Brentwood他們的寓所放映完參評奧斯卡獎的作品後就請名人主持內部餐會，但沒有人會想到對獨立電影和外國電影也可以進行同樣的宣傳活動，米拉麥克斯大膽地開了這個先河。“那時，大製片廠在奧斯卡的門檻上設了一把鎖，因為沒有一部獨立製片電影會舉行強大的攻勢。”哈維說，“我們唯一能做的改變規則的事情就是不要坐以待斃，因為有些人的資金更雄厚，權力更大，影響更大，我們只能做些游擊隊式的宣傳活動。”前宣傳員馬克·烏爾曼回憶道：“你舉辦晚會社交活動，在那裡宣傳叫賣會顯得很自然。更多的人可以心口相傳。”這種聚會在宣傳外國影片、引薦尚未進入圈子的導演方面非常管用。在海外，米拉麥克斯則把“吃飯、致辭、放映”的一套做法引入倫敦、羅馬等任何學院評委的活動之地。

策劃過幾場米拉麥克斯宣傳造勢活動的烏爾曼接著說：“如果僅憑一票就可以拿到一個奧斯卡獎，他們不會費心考慮去誘惑其他評委。他們放映的場次和地點比別人都要多。他們在電影離休人員之家放映過幾場，因為有不少評委住在那裡，雖然有人生活需要別人照料。他們會在聖誕節和新年假期去評委們度假的地方放映，如果評委去了夏威夷，他們就會跑到夏威夷去。他們也給評委家裡打電話，既然不允許公司這樣做，他們就僱願意幹活兒的人去替他們遊說。這些人不少是老好萊塢圈子裡的人士，一年有52個星期跟米拉麥克斯式的電影毫無關係，但他們認識學院成員，他們在評獎期間全講米拉麥克斯的好話，幾乎亦步亦趨。

如果獲得導演、影片、演員、劇本這些重要獎項以外的服裝或者音樂提名，他們就可以宣稱獲了10項而不是7項提名。他們盯著評委名冊，開始日夜不停地做工作。他們常常一起坐下來逐一研究——“誰知道怎麼可以認識這個人？”有時哈維會親自打電話。後來米拉麥克斯逐漸壯大起來，開始投資製片，哈維給某個導演或者演員打電話時就說：“我很願意以後能有機會跟你合作。你不覺得《鋼琴課》挺不錯嗎？”

然而，搞定丹尼爾·戴�劉易斯卻沒那麼容易。他是英國桂冠詩人塞西爾·戴�劉易斯（Cecil　Day�Lewis）的兒子，向來言行謹慎。他在片場也舉止得體，絕不會失態。哈維得擰著他來做宣傳。哈維說：“我周圍全是一幫從未聽說什麼叫實話的人。他們孤陋寡聞、毫無信念，每天都有人拍馬屁。拿丹尼爾·戴�劉易斯來說。他們只會說‘是的，劉易斯先生，不，劉易斯先生。你很高明。你真高貴’。你這樣，你那樣。他怎麼好判斷呢？……我一直對他說，他將以拿奧斯卡獎結束在愛爾蘭的地方演藝生涯：‘我已經成名……’”哈維喜歡引用戴�劉易斯的話描述自己，“你只有一部分才能還管用——寫劇本和買電影。除此之外，作為一個人，你完全是一場災難。”

布蘭特利跟別人一樣只能日復一日地在紐約與溫氏兄弟一起工作，別無選擇。她曾請求哈維派她去倫敦分部工作，那邊優雅的辦公室設在切爾西區（Chelsea；　倫敦的文化區——中文版編者注）的萊德伯恩大街（Redburn　Street），位於國王路（Kings　Road）和泰晤士河之間。她的一項工作職責就是照顧戴�劉易斯，後者已經喜歡上她了。他覺得，布蘭特利還算這個瘋狂公司的一個正常人。哈維從不進格蘭納達的門，如果她不去開啟的話。他忘記了在分紅時獎賞布蘭特利一下。布蘭特利從來沒有參加過奧斯卡典禮，哈維覺得應該讓她去一次。經過一番艱苦鬥爭，哈維最終同意讓她飛往洛杉磯，給她報銷住宿費用，但是哈維卻說：“特麗，我弄不到出席票。”她說：“別擔心，我會自己買的。”她還沒有說出口劉易斯就給了她6張多餘的門票。她到洛杉磯以後，在奧斯卡頒獎典禮的前一天接到米拉麥克斯的宣傳員克里斯蒂娜·康內利亞斯的電話說：“哈維想跟你談談。”布蘭特利吃驚地發現那張票在前排位置，緊挨著戴�劉易斯，她不禁回想起在戛納電影節閉幕式上哈維不許她坐在索德伯格旁邊。她立刻明白過來，哈維想坐在這位獲獎者身邊。她說：“如果他知道我有這張票，我非得倒黴不可。”但是，她間接地向《我的左腳》的製片人諾埃爾·皮爾遜透露了哈維的心思。皮爾遜的表情一下子變得很難看，顯得特別氣憤。第二天中午，米拉麥克斯在貝弗利山莊開了一個員工大會。哈維打電話衝她叫囂：“你馬上過來，直接到會場。”她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