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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財務問題，他們早就起訴了。我只記得有一天伊斯梅爾走進我的辦公室，拿著一件禮物給我，那是一個漂亮的相框，他本人、我、丹赫姆·艾略特（Denholm　Elliot）；我們幾個人為了慶祝《看得見風景的房間》票房在巴黎影院放映破紀錄，選了個星期日在廣場飯店吃早午餐時合的影，我謝了謝他，然後過了幾天，我們就付了相片和相框的錢。”沃克補充說：“我從沒說過馬林把新影公司搞破產。那是他的孩子，為了它的生存苦苦奮鬥過。我也不相信阿米爾在背後捅了多伊奇曼。就我所知，是接替阿米爾擔任公司執行長的斯蒂芬·斯維德（Stephen　Swid）做的那個決定。”理查德·阿布拉莫威茨（Richard　Abramowitz）從1983年就在新影公司做銷售，8年半後離開公司。“在新影公司的那些年。我是阿米爾唯一的支持者。”他說，“我們常常一起吃午餐，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對他有了些看法。我們常常說阿米爾是典型的具有反閃族人特徵的孩子。我離開那裡並非因為他，不錯，他是一個猶太人！他是那種做什麼事都讓我們不自在的人。他身上有我們這些對猶太人的感覺方式很敏感的人會很不適應的諸多典型性格。在阿米爾那裡好像從來不曾有過一次協商雙贏的事情，往往是別人自取其辱。阿米爾認為他獲勝的唯一手段就是每個子兒都要拿到手。人們總對我說：‘他是一個魔鬼。’我總是替他辯護說：‘他不是魔鬼，大家對他的做事方式要多加包涵。’魔鬼都有某種吸引人的魅力，你不能把每個人都比作希特勒。他還沒有重要到成為魔鬼的程度。他只是個混球。”

但是，利普斯基和雷都知道，他們需要一個懂經營的夥伴。馬林曾讓新影公司的出資人相信，他是管理公司唯一鉅額資產——影像部——的最佳人選。據雷說，馬林告訴他：“我知道你們這些小子幹得不錯，我就要接手新影公司的影像部，要跟錢打交道了。你們沒幹過輔助銷售，而我幹過，我們幹嗎不談談合作的事呢？”雷來來回回地踱著步，吸著煙，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甚至都無法忍受馬林的聲音。但是，在利普斯基看來，所有關於馬林的壞訊息都不過是謠傳。他和雷都像站在馬路邊伸長脖子對著撞在一起的汽車發呆的好奇看客，都認為這樣的事情不會發生在自己頭上。雷曾對自己說，也許可以不妨把這作為實現目標的一種手段。如果這樣可以讓我們在Allen　&　Co。那裡的行情有所看漲，也不是個糟糕的商業舉措。利普斯基打破沉默說：“我們去一趟紐約，看看他們會說什麼。”

1989年11月，《我的左腳》公開發行。12月底，《天堂電影院》被及時地提交給學院。該片在《紐約時報》上遭到文森特·坎比（Vincent　Canby）一篇影評的封殺，他把這部影片與《成長的煩惱》（Growing　Pains）中最差的一集相提並論。但是，哈維卻堅持要留下這部影片，他在那個美國本土很少見到義大利電影的年代取得了成功。

當《我的左腳》和《天堂電影院》替米拉麥克斯奪得不凡成績時，哈維和鮑勃用無法回絕的價錢買斷了製片人。溫氏兄弟告訴他們：我們現在就可以付錢給你們，也許你們還在資助其他影片，但誰知道以後的結果，一無所有獲都有可能，我們說不定馬上就會改變主意。這話果然奏效。

奧斯卡評獎時間到了，《天堂電影院》居然獲得一個最佳外語片獎提名。那年米拉麥克斯的行情漲得令人嫉妒，他們還拿到另外六項提名，其中五項是給《我的左腳》的，而索德伯格獲最佳原創劇本獎提名。

各家公司開始給學院的成員們送上供審片用的錄影帶，這是業界的一種慣例。“錄影帶就是我們為《我的左腳》做的一切，”哈維說，“我們沒有錢一場接一場地放映，去收買人心、舉辦豪華聚會。”哈維的宣傳活動特別倚重名角的個人表現。他說服導演吉姆·謝里丹和製片人諾埃爾·皮爾遜（Noel　Pearson）回洛杉磯做他們在好萊塢的老關係網的工作，他們的投票對學院獎的結果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皮爾遜連軸轉地用早餐、晚餐等方式討好評委，最後以幾場由好萊塢愛爾蘭社群的臺柱人物吉恩·凱利（Gene　Kelly）和卡洛爾·奧康納（Carroll　O'Connor）舉辦的幾場小型晚餐會達到高潮。聚餐成為娛樂小報和花邊新聞欄目的報道物件，這反過來又引發更多的談資。他甚至讓戴�劉易斯在參議院代表《殘疾法案》做證（批評者說此舉將不利於他獲奧斯卡獎，但是，據哈維說投票活動就在那個時候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