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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最後的總收入達到580萬美元，如果說發展道路上有什麼艱難的話——艱難也的確存在——幾個合夥人已經興奮得視而不見了。

昆汀·塔倫蒂諾出生於1963年3月27日，在洛杉磯南灣（South　Bay）附近一片破敗不堪的社群，由母親在幾位養父的幫助下撫養成人。母親與其中一位男人結了婚，她的兒子就是以那位繼父的名字命名的，成了昆汀·扎斯托皮爾（Quentin　Zastoupil）。他經常轉學，永遠是一個有著古怪名字的新生，樣子像非洲黑人；　厭惡體育。他完全是一個怪人，是個很不合群的傢伙。“我是一個笨孩子，老跟不上班。”他常常獨來獨往、悶悶不樂，老想抓住一切機會逃課。他有時躲在衛生間裡，一直等到媽媽去上班才出來，然後自己一個人在家裡打發掉剩下的時間，貪婪地閱讀漫畫或者看電視。在媽媽看來這簡直是一場噩夢。他在15或16歲，大約九、十年級時就已輟學，後來幹過各種零工，還上過表演班。1984年，他在曼哈頓海灘（Manhattan　Beach）的影視資料館（Video　Archives）找了份工作，在每個南灣的電影怪人眼中，音像店有著磁鐵般的吸引力。他是看錄影長大的新一代製片人的代表人物，他們完全不同於1970年代的所謂電影小子們，後者都上過電影學院，是在接受世界電影名著營養的哺育中成長起來的。“我沒有上過電影學院，我直接看電影。”他經常這樣坦白，“我從來沒有考慮過上電影學院。我也沒有上過大學。我甚至都沒有上過高中。我的電影學院就是嘗試拍攝自己的第一部影片《我最好朋友的生日》（My　Best　Friend's　Birthday）。我想，天吶，人們花一大筆錢去上大學，而我總是說，別用那筆錢去交學費，直接去拍一部影片吧！”

昆汀從前的一位朋友兼寫作同仁羅傑·阿瓦里（Roger　Avary）在影視資料館工作過，也從帕薩迪那的設計藝術中心學院（Art　Center　College　of　Design）退學。“在錄影流行以前，我經常常租16毫米的複製，看了不少電影方面的書。”他回憶道，“那時聽人說起電影時感覺就像神話一樣，無論什麼時候，只要鎮上有新影片上映，我都會搶著去看，只要能趕上。錄影開始流行起來的時候，突然間你有了兩萬多部片子可供欣賞。有一天，我想，我能做點什麼呢？幹嗎要上電影學院，去聽那些評論老派電影的講座，你完全可以一天坐上8個或者10個小時去看電影，然後跟朋友們互相探討。這是我們上過的最好的電影學院。”

隨著錄影時代的來臨，一種高不可攀的文化幾乎一夜之間變成了大眾文化，一下子揭掉了電影的階級光環以及令法國天主教影評家如安德烈·巴贊（Andre　Bazin）等激動不已的影像的神秘性，因此催生了一代具有自己獨特風格的美國電影導演以及想做電影導演的人群。（斯科塞斯差點當了牧師。）錄影預示著一場新的電影革命。電影“本來就是大眾化的藝術”，錄影使電影的大眾化走得更遠，阿瓦里講得更明確，這使得處於中間地帶的人——影評家或者教師，這些電影宗教的牧師們——變得無足輕重。但是，電影學院所採取的短期培訓班路線是以犧牲電影文化為代價的，即學術機構把向學生傳承歷史當作自己的事業的“偉大傳統”。其實，教化的影響力這一充滿喜悅感的純真推遲了像塔倫蒂諾這樣喜歡他們暴力藝術超過愛森斯坦或雷諾阿的年輕人的青春期，因此錄影方便了一種新冷酷主義的誕生，而塔倫蒂諾就是其中最主要也最有成就的實踐者。

買賣遊戲　1992—1993（4）

阿瓦里長長的金髮從臉的兩側像玉米纓子般披下來，他第一次見到塔倫蒂諾是在1984年，在影視資料館。“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並不太在乎他。”他回憶道，“他是一個比我還資深的影迷，有著一個奇妙的百科全書式的大腦，有著照相式的記憶力。我們一起輪流胡侃。如果他欣賞一部電影時，我就堅決抵制，只是為了挑戰他。他會向我解釋這部電影好在那裡，我不喜歡是因為不對自己的路，接著我又會意識到我其實很喜歡。我對塔倫蒂諾也是如此，經過一陣這樣的反覆後，我認識到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傢伙。”店裡那夥人會為影片裡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吵得不可開交——沒有什麼影片會爛得在人心中激不起一點波瀾，或者讓朋友反目成仇——並且經常玩些惡作劇的遊戲。錄影帶店後排有一個成人同性戀影片區，一天，異性戀者阿瓦里驚訝地發現他的朋友在那一區域貼了一張他的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