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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頓悟，”瓦尚說，“它簡直就像阿基米德說‘我找到了！’《超級明星》在一個相當智性的水平上拍得極其精彩，很有吸引力，它促使你思考，但同時也有著令人賞心悅目的娛樂價值。影片結尾，看到這個玩偶死了後，大家都哭了。每次我看這部片子的時候內心都要震撼一番。它給人的總體感覺就是，你可以拍出一部既動人又好玩的影片。我想拍的就是這種影片。”

《超級明星》聲名大噪，連CAA都給這位年輕的導演打電話說：“我們在吃午飯的時候看了這部影片，很樂意跟你簽約。”海恩斯回憶道：“但是大家都傳說我不需要代理。我在寫自己的經歷，住在紐約，跟那個女人克里斯汀一起幹著某些匪夷所思的和酷兒相關的事情。”

雖然《超級明星》汲取了布萊希特式的風格，但又很平易近人。據瓦尚回憶：“託德在布朗大學主修藝術，他希望伊馮·雷納（Yvonne　Rainer）和所有的人都說：‘噢，你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導演，這部影片拍得真漂亮。’但他們卻說：‘這是什麼狗屎玩意兒？’託德想給the　Collective　for　Living　Cinema放映《超級明星》時遭到拒絕，因為影片太敘事化了！”

冒險事業1990—1992（11）

《超級明星》取得了意料不到的成功，使海恩斯獲得拍攝下一部影片《毒藥》的資助有了保證。瓦尚告訴他，她想做這部影片的製片人。當電影作者成為一種殊榮，人人都爭相當導演的時候，瓦尚卻寧肯選擇製片。跟財政支援以及發行機器運轉良好的大製片廠不同，獨立電影還必須隨時製造出這部機器的輪子，而製片人在這一過程中發揮著更為重要的作用。她說：“當獨立製片電影運動在紐約城如火如荼地開展之際，大家感覺其中充滿商機，既可以把這些電影賣給約翰·皮爾遜這樣的北美髮行商的代表，還可以透過舉辦電影節把他們聚集起來，為某位導演的下一部影片創造簽約的機會。有生意頭腦的人忽然間看到了自己的一線希望。”

剛從伯克利畢業的詹姆斯·沙姆斯（James　Schamus）正在考慮自己這輩子到底幹些什麼，現在他一下子想明白了。他四處求人，希望能分到點小活兒乾乾，不管什麼都成：“讓我來幫忙吧，求求你了！”他打著成為自己商標的領結、戴著使自己顯得像慈善的彼得·洛裡（Peter　Lorre）的眼鏡，在紐約粗糙、混亂的電影界顯得略微有些格格不入。但是，他跟海恩斯和瓦尚一樣畢業於電影學院，談論著所指和能指這些術語，想躋身一流編劇的行列。瓦尚說：“不管寫不寫劇本，詹姆斯第一熱衷的絕對是籤協議的藝術：怎樣籤協議和如何讀懂協議。他一想到出售某部影片的北美版權就會興奮不已。”瓦尚開始把沙姆斯領上了助理製片人的道路。

1990年12月，沙姆斯跟泰德·霍普聯合組建了“好機器公司”（Good　Machine），該公司日後成為以紐約為基地、以熱心生產導演主導電影的製片人為主體的三大電影公司之一。另外兩家是勞倫·扎拉茲尼克（Lauren　Zalaznick）加盟的瓦尚的Killer　Films公司以及拉里·麥斯特里奇（Larry　Meistrich）的射擊場公司（The　Shooting　Gallery）。當沙姆斯帶上《毒藥》赴聖丹斯參映的時候，霍普則待在家裡想：聖丹斯算什麼玩意兒？我幹嗎要去呢？“這時李安走進辦公室。”他回憶道。李從臺灣拿到了兩筆資助，當他問一個朋友：“有誰願意不為一分錢投拍一部影片？”這人回答說：“你可以去找找泰德·霍普。”霍普又告訴李安：“你可以去找詹姆斯·沙姆斯。”接下來可以說他們創造了一段歷史。沙姆斯和李安結成一種創作夥伴關係，出品了《喜宴》、《飲食男女》、《冰風暴》、《臥虎藏龍》等影片。

《毒藥》曾爭取過一筆來自全國教育協會（NEA）、美國電影學會（AFI）和紐約州議會藝術委員會的一些資助。瓦尚為了籌集大約30萬元預算中的剩餘部分，又走上了“醫生�牙醫�家庭”的路線。

同年2月，聖丹斯電影節之後，海恩斯、瓦尚和沙姆斯帶著《毒藥》去參加柏林電影節。這是一部很時髦給人意外的影片。據海恩斯回憶：“我和克里斯汀一起去了電影節，參展的全是時髦的紐約年輕酷兒導演的cult電影（指拍攝手法獨特、題材詭異、劍走偏鋒、帶有強烈的個人風格、富有爭議性，通常是低成本製作，不以市場為主導的影片——中文版編者注）。我始終覺得她不願與之為伍。”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