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第3/4 頁)

個重要員工離開公司，或者當兄弟倆平息了一樁訟案時，在離任或者進入公司簽訂合同時會跟聖丹斯一樣常常附有限制性條款，不許人們對外洩出內情。如果溫斯坦兄弟覺察到某篇批評文章即將出籠，或者聽到有人破了不作證的遊戲規則，米拉麥克斯的評論家們就會像一群蝗蟲般從桌上飛起來，據說在情況能夠控制之前還會動用威脅手段。他們還尤其擅長把壞訊息說成好訊息。有人問，《對話》（Talk）雜誌是不是辦失敗了？公司損失2700萬美元？回答是這隻會讓哈維“回到他的本行上去”。那麼《紐約黑幫》（Gangs　of　New　York）是否賠了血本？米拉麥克斯不可能受損，公佈的預算只有1500萬美元。米高梅害怕投入泡了湯，與米拉麥克斯合拍《冷山》（Cold　Mountain）時突然撤資，給這個日子艱難的重要的小公司留下一個9000萬美元的燙手山芋？他們會解釋說不會有問題的，成了唯一老闆後米拉麥克斯賺的錢可能會更多。作為電影業的里茲·古布曼（Lizzie　Grubman），哈維活像一名喝醉酒的司機，開著車越過道路護欄，撞傷路邊的行人後又發瘋似的掉過身回到車流中，向近在咫尺穿越馬路的人咆哮著把車剎住，這時他會衝過去抓住前方的那個孩子，而且高高地舉起來讓大家看，炫耀他挽救了一個生命。

但是，溫斯坦兄弟是很聰明的，他們不會一味藉助大棒的威力。他們還會亮出胡蘿蔔，偶爾讓得寵的編劇乘著米拉麥克斯的噴氣式飛機四處周遊，用精心準備的聚會俘獲人心，還會邀請新聞記者提前觀看影片博取輿論的聲援。10年來，溫氏兄弟日益精於利用媒體為他們的生意開道。1991年，我在《首映》雜誌工作時，奉命寫一篇關於該兄弟的調查性文章，當時他們的很多反常做法已經臭名昭著。我還沒有來得及打出一個電話，米拉麥克斯就威脅要撤回雜誌廣告從而動搖了出版商的決定。我記得接下來哈維給《首映》寫專欄文章，由我來做他的發稿編輯。強力曝光？早就被拋到腦後了。

我在寫這本書期間——完全處於周密監控之下，可謂既愉快又艱難，我想——接到一個電話，邀請我去格林尼治村375號三樓米拉麥克斯的辦公室跟溫氏兄弟見個面。哈維顯得很不高興，我說無意刺探他的私生活——1990年代畢竟與1970年代不同了，毒品、性和搖滾已經不像過去那樣充當創作的刺激品或者職業的大敵——但是他從四處打電話通風報信來投其所好的情報員嘴裡得到訊息，說我正在四處嗅探別人的隱私。

米拉麥克斯公司那幾間辦公室透出一股讓人焦灼不安的氛圍。那裡會集了不少既聰明又善良的人，比如宣傳協調部的副主管馬修·希爾茨克（Mathew　Hiltzik）；有些人與米拉麥克斯已有多年交往，比如營銷專家阿瑟·曼森（Arthur　Manson），他的形象迥異常人，長著一頭濃密的白髮，在業界頗受愛戴；在公司已經待了15年的資深員工歐文·賴特（Irwin　Reiter）謙遜的微笑和開朗的表情頃刻間消解了你和他之間的壁壘。我不禁認為這裡的員工可能沒有傳說的那樣糟糕。但是，有那麼一些人可就不同了，他們從桌子上方仰起腦袋久久地盯著你，眼神恍惚不定，啞然地等待著什麼，就像扔到大海的瓶子裡裝著的資訊。這裡讓我想起那部老電影《致命時刻》（The　Desperate　Hours）。影片講述一個精神病人劫持了一家老小作人質，警察好不容易趕到家門口，詢問驚慌失措的母親：“一切都正常嗎，夫人？”這位母親苦笑著從緊閉的齒縫裡擠出一句話：“一切都正常，長官。”這時她的眼睛裡迸發出驚恐萬狀的神色。

哈維坐在一張巨大、光滑、泛著深紅色光澤的木質辦公桌後面。雖說花了很長時間，但他最終還是找到了適合自己的派頭：上身穿一件黑色高爾夫襯衣，敞開的衣領裡露出1999年聖誕節大病後做氣管切開手術時留下的疤痕，深色的褲子用寬吊帶繫著。我無意中瞥見靠牆角放著的棒球杆。他在琢磨我心思的同時用那種已經成為自己標誌的自嘲式幽默迅速緩和了敵意。他大聲喊道：“馬修，進來，該你來批判了！”鮑勃看上去鬱鬱寡歡，彷彿總在沉思什麼，無精打采地窩坐在辦公桌前方左側的一把椅子裡，扮演著凱列班的角色，哈維則相當於普洛斯彼羅（Caliban和Prospero，皆為莎士比亞劇《暴風雨》中的角色——中文版編者注）。我深陷在一個黑色沙發裡，低得需要仰視他，這一切讓人強烈地聯想到墨索里尼。空氣中迷漫著一股危險氣息，彷彿輪胎著火時散發出的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