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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氏兄弟把他們的任性發展到了極致，然後又把它化為一種或好或壞的日常控制手段，用來鎮懾那些小人物。“他們簡直能把每個人都逼瘋。”利普斯基說，“從我認識他們開始，他們的手段就是給你使絆子，接著又抬你一把，然後再斷然拒絕你，最後又道歉。”米拉麥克斯花在哈維道歉用的鮮花上的錢足以拍出一部小製作的電影了。據萊斯說：“有那麼幾天哈維會不停地罵你，又有那麼幾天不厭其煩地安撫你，給你送些小玩意。接下來，你也知道，他就拿住你了。我覺得，這有些像貓和老鼠的遊戲。老鼠以為該沒事了，可是等貓爪放在尾巴上的時候就晚了。”據一位知情人士說：“他們兄弟倆一個扔掉你的東西，把你踢出辦公室，將你開除，然後另一位又會打電話請你回去，還說：‘噢，他怎麼能這樣幹啊？’聽著好像他在救你一把。‘我兄弟不是有意的。回來吧。’等於又扯平了。”

憤怒的藝術家　1989（9）

有些員工認為反擊會更有效果。利普斯基想起亨利·托馬斯（Henry　Thomas）主演的一部“可怕的”《追尋》（The　Quest，1986）的澳大利亞電影招致鮑勃發怒的事情：“我已經答應制片人用1萬元買下電視放映權。因為這是我們得到這部影片的唯一辦法。在電影公映前兩天，鮑勃走進我的辦公室說：‘取消電視版權。’當他得知這部片子一分錢也不賺而我們花了1萬美元后簡直要了他的命。‘不行，我已經簽了協議。我們得遵守協議。’鮑勃湊近我的臉，湊得非常之近，表現出很厲害的樣子，事實上他都抓到了桌上的一個筆筒，抽出鉛筆開始折。我忽然大笑著說：‘鮑勃，你在幹什麼啊，夥計？’他走出辦公室，再沒有提起這件事。他們也沒有在電視上播放過。”

但是，堅持你自己的立場或者為了打擊而還擊，可能會把事情搞得更糟，把兄弟倆激得跳起來。“在哈維面前揮舞紅布可得三思而行，因為他真會被激怒的，而且會幹出一些失去理智的事情傷到你。”薩福德說。鮑爾斯又補充說：“如果你想跟他一樣感情用事，你會必輸無疑。他們身上的好鬥本性比誰都剛烈。”

盎格魯�薩克遜白人新教徒認為猶太人會跟溫氏兄弟更好相處一些。猶太人則認為溫氏兄弟對新教徒美國人更友好。1990年代初期擔任財務總監的約翰·施密特（John　Schmidt）說：“溫氏兄弟在謾罵物件的選擇上機會均等。如果他想整哪個人，跟種族、信仰、民族背景或者膚色毫無關係。趕緊溜吧！”不過，大家還是形成一個共識：兄弟倆對待男性員工要更苛刻。“我經常替那些男同胞感到難過，因為，幾乎每次，甚至在討論某個問題的時候，哈維對待男人的態度就跟一條狗一樣，尤其在這條狗學會咬人之前。”布蘭特利回憶道，“他會長期折磨他們。他就是想要讓人知道自己是個了不起的傢伙。”在某種意義上，哈維和鮑勃對那些在他們一無所知的領域內有著深厚專業知識的員工比較縱容些。另一方面，你要是在哈維認為是自己後院的營銷上出現重大失誤，那絕對會被單獨修理，挨一頓地毯式轟炸般的訓斥，而且可能再也對你不放心。更糟的是，你這是在浪費他們的金錢。如果做營銷的正好是男性，而且又毫無背景，也許只有走人了。有一次因為《紐約時報》上一則廣告擺的位置不太對勁，哈維就被激怒了，他衝迪納斯坦咆哮道：“我他媽的真想把你從窗戶裡扔出去。”

儘管這樣，米拉麥克斯仍然是一個激動人心的地方。萊斯說：“大家討厭在那裡工作，但都欣賞米拉麥克斯所堅持的理念，他們熱愛自己在獨立電影界創造的這個奇蹟。那是一種非常令人陶醉的感覺，跟米拉麥克斯聯絡在一起很過癮，於是你會設法對公司的做事方式以及這種方式的受害者假裝視而不見。”他表達了一種曾在那裡工作過的員工們通常都會有的懷念之情。福利又補充說：“他們身處能量、憤怒甚至怨毒的核心，但是，只要與他們一起遠離那些，就是最棒的了。”

在整個1980年代，困擾聖丹斯的“管理危機”已經十分嚴重，但還有比這更嚴重的問題。整整10年，雷德福對送到工作室的作品質量都不滿意。斯特林·範瓦根倫說：“鮑勃對選擇程式向來很挑剔。他認為跟澳大利亞和德國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