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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拉麥克斯的企業文化是很殘酷的。”時斷時續為米拉麥克斯工作了好幾年的現任ThinkFilm電影公司美國發行部的負責人、宣傳員馬克·烏爾曼（Mark　Urman）說：“充滿了攻擊性。從來沒有恆定的好標準，都是階段性的。”溫氏兄弟很欣賞默納·查格納德（Myrna　Chagnard），她曾在小小的洛杉磯辦事處工作了5年，是個別人碰不得的女強人，到頭來連她也撐不住了。“我的神經都崩潰了。”她回憶道，“鮑勃說：‘你被解僱了！’這種壓力我實在受不了，當我帶上自己的東西下樓就要鑽進小車時，鮑勃又打電話讓我回來。我變得消瘦，情緒沮喪，這差點毀了我。我經常穿著工作服，在外面一待就是三四個月。我都快奄奄一息了。”當時在洛杉磯辦事處的宣傳員艾莉諾·若澤尼科夫（Eleanor　Reznikoff）回憶道：“在那裡工作就像拿火來烤你的腳一樣難受。每個人都有過一段可怕的經歷。每個人都害怕他們。我第一次跟哈維打交道是他乘飛機外出參加一個首映式。他一般在放映的那一天到達，那次他從機場打來電話說：‘我如果拿不到25張票你就別幹了！’”

如果他們不喜歡你，那麼在溫氏兄弟地盤上的生活可能就像在地獄裡一樣。高大威猛的傑夫·羅斯（Jeff　Rose）看著像是跟溫氏兄弟一個模子裡鑄出來的，一度受寵到像他們兄弟的小弟的地步，甚至哈維去看望臨終的老祖母時都由他陪著（當然羅斯是在小車裡等著）。“到頭來，兄弟全反目成仇了。”他說，“有一年在戛納哈維住的飯店裡，我們要在早上7點開一個員工會議，我記得哈維還裹著毛巾，他說了些生意上的事情，我不同意，他沒有說‘嗨，你懂什麼？我要按我的想法去做，因為我是老闆’，而是在一張擺著早餐食品的桌子旁坐下，一把將桌上的東西推到我身上。”從那以後，羅斯做什麼都不對勁了。接下來的6個月裡，他變得越來越消瘦和憔悴，最後明顯地有些神經衰弱。他一直拒絕對此事多加評論，頂多說：“他把我逼到絕境——我能諒解——後來我就離開了。”

太善良的人根本不適合在那裡工作，溫氏兄弟常常折磨他們。馬克·西爾伯曼（Mark　Silberman）跟哈維一樣，身軀龐大，不同的是他的性格很溫和。那是在1988年3月的聖·帕特里克節。第48大街的辦公室距離第5大道很近，聽著好像遊行者們直接從空中穿越過來。忽然，傳來一陣巨大的騷亂聲，聲音大得讓人們以為是外面大街上醉醺醺的狂歡者發出的。據利普斯基回憶：“從那裡傳來可怕的尖叫聲，有人在喊：‘去叫警察。’幾分鐘後，馬克走進我的辦公室，一臉茫然的表情。我從來沒有見過那種表情。”發生了一場爭吵。不用說，不久之後，西爾伯曼走了。也許，到了1990年代末，由《驚聲尖叫》來推動公司發展並非偶然，它的情節套路就是：受害者被系統地逐一清除掉——用這一比喻描述米拉麥克斯的生活顯得越來越貼切。

憤怒的藝術家　1989（8）

員工們經常議論鮑勃和哈維誰更壞。1990年代中期曾任製片部負責人的保羅·韋伯斯特說：“在我看來鮑勃非常可怕。他內心潛藏著一股巨大的混亂力量，絕對的狂暴。”布蘭特利也同意他的說法。“鮑勃讓我感到更恐怖，”她說，“最初3個月，我甚至不敢進他的辦公室，那裡的氛圍非常古怪。”一個同時認識兄弟倆的人補充說：“如果你覺得哈維比較光明的話，鮑勃則很陰暗。我從來沒有過踏上死亡線的經歷，但從鮑勃身上體會到了那種感覺，他完全是一個瘋子。”就像多年以後蒂納·布朗（Tina　Brown）描述的那樣：“鮑勃是那種無法無天之徒。”

但是，有些人更喜歡鮑勃。在前市場部主管埃蒙·鮑爾斯（Eamonn　Bowles）看來：“你別在不順心的日子去找鮑勃。但他為人更公正些。鮑勃可能會暴跳如雷，怒不可遏，但他這樣做自有他的道理。”前市場部負責人丹尼斯·賴斯（Dennis　Rice）補充說：“凡是讓鮑勃大動肝火的事情都和生意有關；與個人恩怨沒有關係。他絕對受不了被人玩弄和操縱。”

在另一些人看來，哈維更讓人難受。他要讓你知道，一旦失控，他什麼事都做得出來。布蘭特利說，“哈維一旦發火，連身體都會膨脹起來，好像氣壓都發生改變似的，讓你覺得他馬上就要爆炸了。有時他真的會爆炸。他會臉色漲紅，整個表情彷彿凝固住了。這時他倒不會摔椅子什麼的，讓你覺得他更有可能直接衝過來，把你掐死。”

鮑爾斯說：“我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