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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來與大家討論。我把一個大問題細分為如下幾個小問題。

問題一

農業、農村、農民的發展主體是農民，自然新農村建設主體就更是農民了。可是農民卻處在被動地位，由於資訊的不穩定性、不準確性、不繫統性使得他們無法判斷向何方走，這是其一。其二，農民雖然承擔著一個13億人口吃飯問題的大產業，可他們無法順暢地得到與之相適應的金融支援，往往都是要透過不健康的渠道和手段，才能獲得他們急需的、且極其微薄的資金。大多數山區的貧困農戶反而很難得到生產與發展的資金扶持。農業不同於工業產業，工業的收益可以預期，而農業卻不能，一旦遇到天災就會顆粒無收。因此農業、農村、農民的發展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執行流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一朝一夕。第三，農民的知識結構無法把農業這個大產業完全駕馭，可主體的承載使得他們又不得不肩負起這個重擔。由此，多數農民就只有“應付性”投入生產，無法把農業產業持續、健康地經營起來。第四，由於農戶所耕種的土地面積過於分散，無法進行大規模生產。

問題二

地方政府的作用與生產者的關係不明確，地方政府部門無權干涉（為某一農戶決策種什麼、幹什麼）農民怎麼生產、怎麼經營；可農民也無法從地方政府那裡得到什麼可靠的生產發展資訊（市場經濟下政府部門只能是臨時指導性的，並不能為農民保證什麼）。那麼地方政府官員如何在新農村建設中起到作用呢？這是一個最大的問題。官員指揮的權威性、官員指揮的責任性到底有多大？哪位官員會保證他的指揮是正確的？如不正確，那麼給農民造成損失他能承擔相應的損失與責任嗎？聽了官員的指揮，農民假如受到損失了他是否給予賠償？他扮演指揮者的角色，他的利益是否就是農民的利益？怎麼個關聯？不要拿他的烏紗帽來關聯，他丟了烏紗帽還有飯吃，農民在他指揮下絕收了、返貧了他與農民同甘苦嗎？我想官員是不會的，事實上也是不可能的。

那麼官員怎麼來指揮農民搞新農村建設呢？接受了培訓的幹部應該也放下國家給予的所有待遇，進村、住社（這裡說的不是傳統的官員在那裡指手畫腳的那種，而是徹底成為不拿國家工資的農民）來和農民一村、一社地建設新農村，他們做得到嗎？這樣他們才會真正地負起責任來。因此，這個縣鄉幹部怎麼在新農村建設中起到作用，而且是起到好作用的問題就值得認真研究與探討了。

問題三

地方政府官員，大多都是從事行政性工作的。讓他們來指揮農村經濟發展，這是另一個巨大困難。以前的一切失敗的例子深深地刺痛著農民，也刺痛著地方幹部。有過許多經驗教訓的幹部都不敢輕易插手農民的事情。假如還讓他們來指揮新農村建設，他們要麼就是繼續亂搞，要麼就是糊弄。地方政府在新農村建設的作用我認為應該是這樣的：一是為農民提供一個良好的政策服務；二是邀請農業專家全面對地方農業發展進行科學評估，做出合理的佈局；三是把各類關於新農村建設的國家、地方培訓讓還給新農村建設的主體——農民；四是協助農民打造農產品品牌等。

這就是我在“萬村行”中發現與總結的幾點問題。這些大部分是來自農民的智慧，我只是把我認為合理的形成這個建議，供決策者參考。

建設和諧社會農民的“性福”不能忽視（1）

這個題目看似譁眾取寵，其實不然，這是我在青海省所瞭解到的一個較為嚴重的農村現象——農民婚姻問題。如果這一問題被國家和社會忽視，那它將會發展成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一個不和諧因素。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的構建和諧社會應遵循的六項原則中，首條就是“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在偏遠山區、經濟欠發達的農村，青年農民到了婚配年齡卻因家庭貧窮、身處偏遠山區而不能婚配（改變不了目前境況就將是終身獨處了）的問題也是人本的大事，重視這一問題也是體現“以人為本”精神。農村的經濟發展固然重要，但是婚姻（正常的）、家庭是經濟建設的力量源泉之一。此外，婚姻不同於經濟的發展，可以遲緩，可以後發，它不能等待與延誤（在農村錯過了適婚年齡就很難找到適合結婚的配偶了）。婚姻也是影響社會健康與穩定發展的因素之一，在農村更是突出。

首先我要解釋一下為什麼要用“性福”二字來取代“幸福”或者取代“婚姻”二字，同時我還鏗鏘有力地說：“這不是譁眾取寵！”這是基於一個最為現實的問題來說的，這就是當一個健全正常的成年人（這裡主要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