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第2/4 頁)

是，我家的電話鈴又響了。

“聽說你考了高中。”

“唔。”

“要不要出來吃飯？”

“你……”

“我在你家樓下。”

這一次，我下樓了；這一次，胡二十並沒有騎他的車；這一次，他雙手插在兩隻鬆垮的運動褲口袋裡，背有些自然地弓著，那也許是因為發育期騎了山地車的關係。他的頭髮比三年前更短，像一層剛理過的毛絨渣。

“怎麼帶著傘？”他問。

“天氣預報說晚上會有颱風。”

“那我帶你去看青黴花。”

在一條疏於管理的鐵路旁，我第一次知道那些淡紫色的小野花叫青黴，胡二十說，在他從小生長的三清山下，每到落雨前的傍晚，就會開出很多青黴花。

颱風就那樣結結實實地來了，我連著兩夜沒有回家。在胡二十家裡，我躺在一張潮溼的充滿面粉味的被子裡和他說話、擁抱、親吻、拒絕、迎合、羞澀、緊張、迷糊，我其實是忘記時間了，忘記了天明天暗諭示的晨暮交替，忘記了父母可能會因為我的下落不明而焦慮發瘋，忘記了幾天後，我是要越過地圖上的那條直線，開始另一個人生。

很多很多年以後，同樣是躺在這張床上，我在光影裡看胡二十，他不再是十六歲或者十九歲，他三十二歲，我們也不僅僅各自重新開始過一段生活，而是很多段。這時候，我只是對時間和選擇——或者應該說，是規則——感到無奈。我們抵擋不住時間的流逝，它最後往往呈現出規則好了的生活給人看，但看的人早也是不同。

在很多年以後奔跑（5）

胡二十始終都沒有告訴我楊俊的死因。他因為那次群架，被送進了工讀學校。放出來後，就跟著一些“閒散”人員收購舊的BP機和大哥大，他說他能賺很多錢，能幫人。當時我並不會很快聯想到“收贓”和“銷贓”這樣的詞語。

對我而言，胡二十還是相機鏡頭裡的那個黃襪少年。他在第二天，領著我去樓下面店吃碗大排面，面吃到一半，掏出一臺“東方牌”舊相機給我。

“喏。給你。”

“我的相機，怎麼？”

胡二十不說話，他揀了枚荷包蛋，浸入我的麵碗。我仔細看了看相機，只是型號和顏色相同，並不是原來丟失的那臺。

“吃完麵，你該回家了。”

“哦。”

這之後，我們沒有再說一句話。回家的路上，胡二十走在我身後，離得有一段距離。我幾乎每走幾步路就要回頭看他，每次我都以為看不見了，可他還在，雙手還插在鬆垮的運動褲口袋裡，還在漫不經心地走著。一直到最後一次，我回過頭去，胡二十不見了。

回家後，我捱了爸爸的一記重耳光。被罰在開學前不許離開家門半步。我又在開學後嘗試去找過幾次胡二十，可沒人知道他的下落，那間在早餐麵店上的亭子間，也似乎久未經人息。

我在城市的另一區給耿曉燕寫信，寫自己的新生活、新同學、新老師、新寢室，我沒敢告訴她和胡二十經過的那兩個颱風夜，沒敢告訴任何人。我們各自過著冗長的高中時光，我迷上了解數學題，我變得不再愛看足球。第一學期結束後，有傳聞胡二十因為銷贓，被抓了進去。至於是判了三年、五年、八年？不清楚。

第二年，我代表學校拿了全國奧數的團體金獎。可我只是痴迷那些僵硬的程式，在被利用、套解和揣度的情況下，發生的奇異變化，這些變化毫無預知性。又要說很多很多年以後了，很多很多年以後，我迷上了打斯諾克，球桌就是我的算術紙。力度、角度、撞擊的部位、杆法、呼吸的控制，都是為了以精準的方式讓球落袋。“精準”是一個好詞。

拿著奧數的金獎獎盃，我讓同學給我拍張照，用胡二十送我的“東方牌”相機。

晚報的報攤上已經登出頭條體育新聞：球星H宣佈掛靴。做了記者的耿曉燕用簡訊的方式告訴我八卦，她說H的妻子現在的msn名是：退役了，還是不著家。我們打了個電話，她在電話裡笑得很開心。

“見過胡二十了？”

“嗯。”

“他現在怎麼樣？”

“沒問。”

“問了他也不會說。”我補充道。

“那？”

“我應該回學校了，已經給學生曠了兩天的課。學校要瘋了。”

“你又這樣。”

我結束通話電話，停步，反方向奔跑，思考著怎麼解釋曠課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