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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發現自己已站在窗前，遠處有閃爍的光亮，隱隱約約還聽得見一道一掠而過的汽車喇叭聲。這時我突然想起，剛才在閱讀中我曾經為手頭這篇小說——寫導師的小說——找到的一個理想標題，就是《天才筆記本》。

我默唸著這個標題，回頭躺倒在床上，並反覆默唸著，直到有人打來電話。

電話是一個風塵女子打來的，這樣的電話住在賓館裡總是免不了的。奇怪的是，我總覺得電話那頭的聲音十分熟悉，是誰卻一時又想不起來，但那個聲音卻令我欲罷不能。正是這個原因，我同意她上門來“為我服務”。

不一會，我聽到樓道里響起腳步聲，聲音向我步步逼來，我聽著，突然覺得整座房子像一艘沉淪的軍艦，正在不停下沉。不用說，此時我已經想起門外的人是誰了，是那熟悉的腳步聲讓我想起的。腳步聲越來越近。我開啟門，站在黑暗中，等待又害怕著一場痛苦遊戲的開始。

“咚、咚。”

“請進。”

“你好。你在哪裡？”

“我在這兒，林達。”

“你是誰？你怎麼知道我名字？”

林達怎麼會淪落為一個風塵女子？

這是一個痛苦的話題，即使硬給它扣上一頂遊戲的帽子，依然無法剝落它令我過度痛苦的色彩。因此，我拒絕談論這個話題，我只想說一句：這是患有神秘病情的林達接受導師神秘治療的一部分。換句話說，林達的今天是神秘的黑記造成的，從一定意義上說，為了扼制病情，她需要不停地做愛……

2001年秋

殺人（1）

我是個不幸的人。我叫什麼名字，這無關緊要。我出生在浙江東部的一個叫朗莊的大鄉村裡，父親是個好鬥的人，在“文革”的一次武鬥中，被鄰村一個藍姓的人用土槍打死。我有兩個哥哥，一個大我十二歲，一個大十一歲。我還有兩個姐姐，但從沒有見過，據說她們都是在那次著名的大饑荒中餓死的。是父親死後不久的一天，鄰村一群男女拖著三具藍姓人的屍體闖進了我家，翻箱倒櫃地找我兩個哥哥。原來，是我兩個繼承了父親好鬥的哥哥殺了這一家藍姓人。這樣，殺父之仇是報了，卻留下了更大的仇。三具屍體橫在我家門口，更多的人在我家打打鬧鬧，最終以我母親的死告終。有人說我母親是被嚇死的，也有人說是被無數雙仇恨的手推來推去推死的。不管怎麼說，反正我母親是死了，從此，除了兩個逃之夭夭的哥哥，這世上已沒有我任何親人。

這一年，我才六歲。

靠著全村人的同情和恩賜，我沒有餓死，也沒有成為野鬼。我像一棵樹一樣，雖然無親無故，但還是有吃有喝，並且一天天長大了。十六歲那年，仇家的小兄弟在一次集市上找我釁事，打斷了我兩根肋骨。這事也幫了我。第二年，村裡人把我送給了部隊，我不幸的命運從此開始了轉折。一年，兩年，三年……我在部隊入了黨，提了幹，成了家，幾乎成了全村人都羨慕的人。如今我已是個快四十歲的人了，時間把我從那個樣子變成這個樣子，這個樣子又變成新的樣子。現在，我是一名轉業軍人，這個城市政府機關的一名幹部，一個善良女人的丈夫，一個十一歲女孩的父親。工作，家庭，妻子，孩子，同事，朋友，它們構成了我的生活，我的世界，並以各種不同的需要、願望、關心和回報等等，讓我時刻感到生活的意義和快樂。我曾經多次想，如果人可以沒有記憶，痛苦的記憶，那麼我無疑算得上是個幸福的人。

但是，人怎麼可能沒有記憶？

我的難以抹殺的痛苦記憶，使我已有的幸福生活常常夾雜著一種有名無狀的憂傷和惆悵。我知道，我在想念兩個哥哥，非常想。無法不想。在我小的時候，我幾乎每天都想，一到夜晚，我就望著黑暗的窗外，總以為他們會趁著漆黑來找我，把我帶走。長大後，我更加想了，並開始悄悄地尋找他們，每到一個地方，只要有我不認識的人，跟我兩個哥哥年紀相仿，我都會用心、細緻地觀察、打量他們。因為經常這樣，暗中觀察，以致我看人的目光都跟常人不大一樣了。人們說，我的目光冷颼颼的，像是浸透了悲傷。也有人說，我的目光有點神經質，很敏感，很飄忽，隱藏了無可名狀的願望。我覺得人們說的都是對的，我不能用嘴巴尋找我的兩個殺人犯的哥哥，只能用眼睛。眼睛是最能隱藏的。但眼睛也是最不能隱藏的。眼睛把我埋在心裡深處的最秘密的悲傷和願望都幽幽地反映出來了。

作為殺人犯，我知道，我兩個哥哥都應該被槍斃，這樣才顯得公平，我似乎也才有理由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