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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公張世澤說道。

“啊？不是吧！”立刻有人就驚呼道，“不是朝廷正在印紙鈔，說每年可印製三千萬兩，怎麼還要我們捐輸呢？”

在前些日，眼見著外敵內患不斷，已經沒有了任何手段也面對的崇禎皇帝第三次釋出了罪己詔書。而在這道詔書中，對國事的慘痛描述相當具體，說是“逆胡（指清軍）蜂擁闌入內地，京畿、山東成為一片廢墟”；“流賊接連攻陷藩王封地，數次驚擾皇陵，河南、湖廣江北地區大半受到摧殘”；“加以天災不斷出現，蝗旱頻仍，而貪官汙吏一意蒐括，橫徵暴斂，不顧民間凋疲。致使兵災禍亂連翩，邊境腹地交困；老弱死於溝壑，丁壯亡於干戈。萬姓何辜，遭此異慘！”

但說到自己的“罪行”卻還是空洞的一句話，“皆朕不德所致也”。至於罪己後的改進措施，這一次總算有了一點具體內容，除了在此前已經免除的已失陷給大順軍的地區五年來拖欠的賦稅錢糧外，“直隸各省在兵亂中殘破的府、衛、州、縣，自崇禎十六年為始，一切三餉加派各項錢糧，免徵二年；其未經殘破而村落荒蕪可憐者，各撫、按分別速奏，酌量減緩。”

可是在大明朝全面崩潰的形勢下，減免部分地區的三餉加派，已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而這一舉措卻使得早已支應計拙的國家財政雪上加霜，國庫無銀，各路兵馬卻急需糧餉，戶部用盡心機，還是無法籌措。於是，有人提出用發行紙幣，也就是錢鈔的辦法。

罪己詔剛剛釋出，桐城一個叫蔣臣的秀才進京建言，說是國初實行鈔法，因而國用充足，只要恢復舊制，每年印製錢鈔三千萬貫，朝廷就可以憑空收入白銀三千萬兩，既不必加派擾民，又可以充實軍餉。而這一套驚人的經濟學理論居然打動了戶、工兩部的大員和崇禎皇帝本人。

於是崇禎皇帝立即命太監主持設立了內寶鈔局專司印鈔，晝夜趕製，印出一部分就在京城募商發賣，每貫面值一兩，只收九錢七分。可是京城的商人們聽說朝廷要用紙幣換取銀子，紛紛停業逃跑，沒有一個主動購買的。

而閣臣在討論此事的時候說：“商民再愚蠢，誰會用一兩銀子買一張紙呢？”

可崇禎皇帝卻不解地問：“為什麼高皇帝（朱元璋）的時候就能實行？”

閣臣也弄不清楚，只好回答：“高皇帝似乎也只是承元朝舊制，當時只用作賞賜和一部分官俸，連兵餉也不曾用過。”

但崇禎帝還是垂涎於那每年三千萬兩的收入，執意要實行，要求用嚴刑峻法來推廣。

其實每一位有著現代經濟學知識的人都知道，沒有硬通貨作為貯備金，紙鈔的發行將會是一錢不值的。而元朝的紙鈔是有著黃金和白銀作為貯備金的，所以不會引起通貨膨脹，而不知道這個經濟原理的明朝，在明初發行了紙鈔以後，紙鈔的價值就一落千丈，最後在市面上形成了事實上的廢止。（未完待續。。）

第八百五十九章交談

可是那些勳貴們都不知道，由於閣臣的抵制，嚴刑峻法一直沒有制定出來，所以發行的錢鈔也就沒有收回一兩銀子，但印製的成本卻用了不少。

寶鈔局提出，制鈔需要桑條二百萬斤，照例應由北直、山東、河南、浙江等地交納，於是一大批太監出京摧辦，攪得各處雞犬不寧；又需要三千名工匠，得在京城附近徵募，京畿地區也為此一片大亂。國庫有限的資金填到印鈔的無底洞中，卻毫無收益，朝臣中不少人為此提出反對意見。

由於崇禎皇帝堅持要靠印製紙幣發財，制鈔的工程一直沒有停止；由於朝臣阻擱和商民無人響應，錢鈔一張也沒有實際發行。這些錢鈔也就變成了一大堆沒用的廢紙。

“可朝中沒錢也不應該盯著咱們啊！咱們哪一家不是祖祖輩輩辛苦地積攢下來的啊？”一位侯爺抱怨道。

這抱怨立刻引起了共鳴，眾勳貴也都鵲聲四起，使得朝臣的聚會場所宛如一個菜市場。可是維持秩序的御史和大漢將軍們看著那些勳貴在吵鬧，他們也都眼開眼閉。這些人都得罪不起，再加上現在也人心渙散，所以沒人想要阻止著勳貴們的抱怨。

突然有個年輕伯爺發出了不和諧的聲音：“各位伯伯叔叔，你們說，這大明朝是不是……？”

可這句問話卻立刻使得眾人變得鴉雀無聲。

在這些天，隨著城外韃子入關，西北農民軍狂飆，再加上城中大批百姓死於瘟疫，那極度的恐怖感和悲觀絕望的情緒，使得京城中釀造出大量的流言蜚語。

有人傳說：皇上夢見一個神人遞給他一張白紙。上面只寫著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