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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其中一位是胡適。胡適很謙和，舉止得體，他與父親和司徒先生的關係都很好。還有一位是馬歇爾將軍，他每次都是自己開車來，也沒有什麼保鏢之類的人陪著，跟我們說話也很客氣。雖然穿著便裝，但腰板挺得很直，十分威風。當時我手頭有一本“生活”出版社出的他的傳記，現在想起來，很遺憾當時沒拿那本書找他簽名。

司徒先生後來寫了本《在華五十年》。對他與父親這種超乎尋常的情誼，司徒先生說，他“就像是我的兒子、同伴、秘書和聯絡官”。當年有很多人懷疑父親的身份，覺得他不是親共產黨就是親國民黨，我後來到了美國，總是有人問我：“你父親站在哪一邊？”我告訴他們：哪邊也不是。父親跟司徒先生想的一樣，他們並不傾向於哪個黨派，只是希望中國不要有內戰。

1955年8月，79歲的司徒雷登立下遺囑，一是希望死後能把骨灰安葬在燕京大學妻子的墓地旁，二是希望父親能設法把1946年11月周恩來送他的一隻中國明代的五色花瓶歸還中國。1962年，司徒先生以86歲高齡去世。

1972年，基辛格秘密訪華後，美國政府組織一訪華團到中國訪問，三姐傅海瀾是其中一員。臨行前，父親託她將寫給周恩來的信帶到中國。一年後，應周恩來邀請，離開中國24年的父母回到了故土。

周恩來送的花瓶，原來一直放在我們家。1988年5月，三姐傅海瀾受父親之託，專程回國送回了那隻明代彩繪花瓶。5個月後，父親在華盛頓去世。父親見證了近代歷史很多重大事情，但最遺憾的是他沒有寫過自傳，也沒有為我們留下什麼回憶性的東西。

生前，父親曾為司徒先生“將骨灰埋葬在燕園”的遺願，兩次向有關方面提出請求，但都未獲得明確答覆。司徒先生的骨灰現在還儲存在我們華盛頓的家中，實現他這一遺願的任務又落到了我頭上。1995年到2000年，我在北京工作了5年，我找了好多人，但一直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我現在最大的心願，是司徒先生最後的遺願能在我這一代實現。

（2006年6月26日）

我的母親龔澎（1）

∷∷口述 喬松都

1953年誕生於喬家的第二個小生命，是喬冠華與龔澎在朝鮮時一份愛的紀念——1952年，喬冠華作為李克農的顧問隨志願軍代表團駐開城松嶽山麓來鳳莊，參加朝鮮停戰談判。善解人意、體恤下屬的周恩來派龔澎到朝鮮探親，於是有了這個新生命。當時，喬冠華告訴朝鮮革命軍領袖南日：“如果是男孩，就叫松嶽；如果是女孩，就叫松都。”松都是朝鮮開城的古名。

17年之前，喬松都與哥哥宗淮一直生活在爸爸媽媽溫暖的庇護下。1970年媽媽龔澎的離去，是這個曾經幸福無比的家庭一連串變故的開始，在風雨飄搖的年代裡，他在淚水與痛苦中漸漸長大，也無時不刻在與媽媽心靈對話。

《喬冠華與龔澎——我的父親母親》，是喬松都用8年完成的書。但有些話題，她仍舊選擇迴避，無論是書裡還是在面對面的採訪中。儘管這樣，這次口述，她還是提供了在她*之外的那個美麗而傳奇的母親龔澎的影像。

啟蒙

媽媽是1914年在日本橫濱出生的，她生命的第一天，便是從與家人避難海外奔走四方開始的，這似乎預示她的一生也將在複雜動盪的國際國內環境中度過。

媽媽一生中最重要的啟蒙教育來自我的姥爺龔鎮洲。他是安徽合肥人，出身貧寒，年輕時帶著僅有的一元錢，徒步從安徽走到保安報考陸軍速成學堂（注：後更名為“保定軍官學校”），成為第一期學生，主修炮兵，與蔣介石同期同班——姥爺去世時，蔣介石還送過一副輓聯。畢業後，姥爺在安慶講武堂任教官，辛亥時期，他成為安徽著名的革命黨人。革命勝利後，孫中山從法國馬賽港抵達上海時，姥爺與同盟會會員齊聚碼頭迎接，孫中山專門召見了他，而黃興還把夫人徐宗漢的堂妹介紹給姥爺，促成了一段姻緣。

因為支援孫中山二次革命失敗而遭袁世凱通緝，1912年姥爺帶著姥姥與剛滿月的大姨遠走日本，在那裡生下第二個孩子，姥爺為她取名“慈生”，她便是我媽媽。袁世凱復闢失敗後，返回國內的姥爺被孫中山任命為虎門要塞總指揮。姥爺與陳炯明私交較深，但後來看到陳炯明與孫中山不和，甚至謀反，姥爺開始失望以至萌生退意。退出軍界的姥爺，在老朋友的幫助下，落戶上海。

姥姥徐文出生在廣東一個大家庭裡，寫得一手好字，記得小時候姥姥最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