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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生。父親代表司徒先生，1949年5月7日在黃華辦公室與他見了面。後來，黃華又以私人身份到美國大使官邸拜訪了司徒雷登。如今黃華先生已將這一段歷史寫進回憶（注：指黃華1995年所撰《司徒雷登離華真相》），這一歷史時期的中國官方檔案也已經解密，實際上黃華的所有舉動完全是經過*高層領導同意的。

我在北京與黃華還見過面，第一次是我參加“大西洋理事會代表團”，他知道我是誰，他說“我認識你爸爸”。黃華回憶，司徒先生後來又兩次派父親與他密談。父親告訴黃華，在司徒雷登安排下，美國艦隊已於5月21日撤離青島，以後解放軍打到哪裡，美國軍艦就從哪裡撤走。

那時候司徒雷登希望能夠到北平，與周恩來等*高層當面會談。*方面答覆同意他以“燕京大學校長”身份北上，並可安排與*領導人會面，父親當時極力建議司徒先生“先斬後奏”，先到北京與*領導人見面，打破僵局，造成既成事實。但司徒雷登還是決定暫緩北上，等候國務卿艾奇遜的意見再做決定。7月2日，艾奇遜來電，要求司徒雷登須於7月25日以前直接趕回華盛頓，中途不要停留，暫時不要去北平。直到7月20日，司徒還致電國務卿，要求允許他到北平與毛澤東、周恩來會面；但幾天後，他再次接到敦促他回國的電報。1949年8月2日，父親與司徒先生一起，乘坐使館一架小飛機離開南京。

作為一個大使，司徒雷登有他自己的苦衷——他必須對華盛頓負責，司徒先生後來經常跟我們說：I　am　not　a　policymaker（我不是政策制定者）。毛澤東發表的《別了，司徒雷登》令全中國人把他當成“美帝”代言人，而蔣介石也發表公開宣告說不歡迎他去臺灣。我相信，像他那樣一個對中國有很深感情的人，在離開中國的最後一刻內心一定極為矛盾而痛苦。

無奈的結局

無論司徒還是父親，在美國都沒有固定的家，剛到美國，他們一直住在飯店裡。

1949年11月底，司徒雷登離開華盛頓去拜訪辛辛那提大學校長，在回來的火車上，他突發心臟病，人事不省，幸好是車上乘務員在早上發現了他，根據身上的證件弄清了他的身份，被立即送到馬里蘭的貝塞斯達海軍醫院搶救。那時父親正好去衣阿華州看望三姐傅海瀾。聽說訊息後，立即趕回華盛頓，每天都陪著他。

傅涇波：追隨司徒雷登44年（6）

我與母親以及父親的一個助手，是1950年2月到美國與父親團聚的。剛到美國，我們一家住在華盛頓的費爾法克斯飯店，3月26日，司徒先生出院後，父親將他接來與我們同住。

父親在美國沒有工作，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照顧司徒先生身上，我們家的生活也不是很寬裕。父親為了更好地照顧司徒先生，1952年拿出他大部分的積蓄，花3萬美元在華盛頓西北部遠離鬧市的第28街買了一幢房子，司徒先生從此跟我們一家一起生活在這裡。司徒先生單獨住在一個房間裡，父親的房間就在他隔壁，以方便隨時照料他，真的像兒子一樣，對司徒先生是百分之百地盡心。

我到美國那年剛好16歲，學會了開車，而父母都不會，所以那時候經常是我開車，帶著父母和司徒先生，一起出去轉。我印象中的司徒先生，是一個非常和善的人，甚至像一個“活著的上帝”，我和姐姐們都喊他grandpa（爺爺），在我們眼裡，他就是我們的“洋爺爺”，而姐姐的孩子們也按中國的傳統，喊他“太爺爺”。

司徒先生的晚年有些淒涼。唯一的兒子是位牧師，娶了一位密西西比州的寡婦為妻，也沒有更多的能力照料父親，只是偶爾到我家來看他。起初司徒先生還有每月1000美元的大使工資，但1952年辭職後便沒了薪水。司徒先生在大使任上只做了3年，按美國的制度，3年的經歷根本拿不到退休金——像我在美軍服役20年才能拿到退休金，他也沒有社會保障，所以晚年沒有錢，什麼都沒有，後來是靠著一個慈善團體每月給他600美元生活。我的父母也沒有工作，所以那時候，家裡生活得很艱難。

司徒先生中風以後，喪失了不少語言功能，寫字也很困難，他閒時就練習寫字，我現在還儲存著他用賓館裡的便箋練習寫字的紙條。6月24日，是司徒雷登的生日。我記得每到這一天家裡總是很熱鬧，許多燕京大學的老校友都趕過來，連同司徒先生的兒子和他的弟弟、弟媳。大家都很尊敬他，他更是一個教育家。

那時候到我家來探望司徒先生的，有很多比較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