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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報》北京版負責人。張恨水本來是以“鴛鴦蝴蝶派”小說家而知名的。他在重慶時寫的《八十一夢》卻風格不同。它以夢幻方式諷刺當時國民黨統治下的社會現實，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1944年趙超構去延安時，毛澤東還提到張恨水的《八十一夢》並要趙超構代他向張恨水問好。張恨水解放後不久就中風了，他的晚景不是很好。

《新民報》還有一個著名女記者是採訪部主任浦熙修，新聞界人稱“浦二姐”。她在解放後離開了《新民報》，擔任上海《文匯報》駐京辦事處主任。解放初期，她在新聞界仍十分活躍。但是在1957年被點名為右派“能幹的女將”而被迫離開了新聞崗位。“*”期間浦熙修得了癌症，又沒有好的醫療條件，那時母親的境遇也不好，但每次都是母親先去日壇醫院替她掛好了號，然後和父親接她來看病，再送她回家。

當年就在《新民報》剛剛成立股份公司後不久，戰爭把一切秩序打亂了。1937年“8·13”淞滬戰事開始後兩天，母親帶著我們3個孩子搭乘民生公司輪船，從南京回到重慶，把我們交給外婆，她立即返回南京。《新民報》堅持在南京出報直到11月。南京失陷前，父母透過一切關係，日夜搶運，總算把報社能搬走的東西都搬上了船。母親後來說，當時報社全部資金只剩下200元，一路上職工伙食和零用，還是她自己掏私人腰包墊出來的。

當時曾創辦北平《世界日報》和上海《立報》的著名報人成舍我想和《新民報》合併，一起遷往重慶。但父母覺得成舍我太過強勢而婉言謝絕。雖然合作並沒有形成，但並不影響兩家的友情。許多年以後，成舍我的兒子成思危與弟弟吳敬璉在一個會議上碰面，他們一個是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一個是全國政協常委，弟弟還把這段往事講給成思危聽。

1938年1月15日，《新民報》重慶版創刊，距南京版休刊只有49天。能以如此的高效率出版，在內遷報紙中也是首屈一指。抗戰開始以後，全國人民抗日熱情高漲，關心時事，加之在重慶人才薈萃，《新民報》這張民間報紙吸引了許多進步的文化界人士加盟，報紙辦得有聲有色。這一時期也是《新民報》的鼎盛期。重慶時期先後在《新民報》擔任過的主筆或副刊主編的作家有，夏衍、鳳子、吳祖光、謝冰瑩、黃苗子、鬱風、陳白塵、聶紺弩等。為報紙撰過稿的作者還有郭沫若、田漢、陽翰笙、徐悲鴻、于右任、章士釗、吳宓、陳寅恪等。

一代報人鄧季惺：被湮沒的傳奇（4）

繼父陳銘德一向認為，報紙的興盛發展，是透過積聚人才來實現的。當報紙的言論或報道觸犯了當時的政府當局時，他更多透過個人關係去解決。我記得自己十幾歲時，還曾經被他帶去拜訪一些“有影響的”人士，用後來一些人的說法，就是去“磕頭作揖”。母親則正相反，她更多靠規章制度解決問題——那些為了報館的生存進行的“外交活動”，她既不願做，也不擅長。後來弟弟常說，母親比父親更“現代化”，雖然她說話慢條斯理，但有一種不怒自威的氣質，與客氣謙卑的繼父形成強烈對比。

如果說以前的《新民報》是“超黨派”立場，那麼在1942年以後，則是“中間偏左”。因為它宣傳堅持抗戰，反對摩擦，揭露國民黨政府的*和反映普通百姓的疾苦，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1943年春，母親受邀請去成都看花展時，犯膽病住院，住院期間她又萌生了在成都籌辦《新民報》的想法。沒多久，成都《新民報》也創刊。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剛一個月，母親就由重慶迅速飛回南京，準備“南京版”的復刊。此後，又在上海、北京兩個城市籌備。那時候從南京到上海的火車要8小時，小時候我經常跟著她坐夜車，睡一晚後第二天到達另一個城市開始辦公。至此，《新民報》在南京、重慶、成都、上海和北京都有了分社，一共出版日、晚刊8版，達到了事業的巔峰。

沉浮

抗戰之前，南京城北還是一片荒地，後來政府做了規劃，銀行給貸款，鼓勵一些人造房子。1933年，母親就在那裡蓋了一幢花園洋房，就在現在南京的北京西路，取名“鶼廬”。我們家是上下兩層，一半自己居住，一半出租。這幢房子當時還作為中國中產階級的居住模式，接待過美國參觀者。那時候母親當律師，辦託兒所，又照料著我們3個上小學的孩子，還要自己操心蓋房子，現在想起來，她的精力和幹練的確是常人所難及的。

從現在的眼光看，母親也是一個觀念很先進、極具經營眼光的人。母親無論到哪裡，都能營造一個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