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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孩子。他心底何時生出對母親的愛，我並不清楚。1933年1月，母親與繼父在南河沿的歐美同學會禮堂舉行了結婚典禮。因為當時太小，我對這場婚禮毫無印象。但是，稍長以後，常聽人說起這個婚禮很特別：除了通常的禮儀之外，來賓們得到了一份新郎新娘聯合署名的協議。協議寫明，母親不隨夫姓；我們3個孩子仍姓吳；兩人婚後實行夫妻分別財產制，雙方共同負擔家庭生活費用。他們把訂立的協議印在粉紅色卡片上，以強化這份協議的嚴肅性。

很多人都猜測這份協議應該是學法律的母親提議的，也視之為母親在青年時代藐視傳統維護婦女權益的一個實際行動。解放後一次周恩來跟另一些記者談論郭沫若與安娜時，還援引母親的婚事打趣說，財產在誰手裡，誰就有地位。朋友們瞭解母親的脾氣，都稱呼她為“鄧先生”而非“陳太太”。對於他倆的聯姻，新聞界也傳為佳話，戲稱為“劉備得到了個女諸葛亮”。繼父對我們姐弟三人都不錯，我們一直喊他“伯伯”。

1933年夏，母親在朝陽大學畢業後，透過公務員考試，到南京在司法部作了職員工作，同時開始投身於婦女運動，和馮玉祥夫人李德全、曹孟君、譚惕吾、王楓等人，成立了“南京婦女文化促進會”。她認為婦女要解放，首先應該解決後顧之憂。為此，她們創辦了“南京第一託兒所”，母親擔任所長，負責具體事務。

母親在司法部工作時間不長就辭了職，開始做執業律師。她那時便顯示了很強的社會責任感，經常免費替被虐待或遺棄的婦女打官司。她的律師事務所就在《新民報》的樓上，業餘時間，她還做新民報《新婦女》週刊的主要撰稿人，並主持《法律問答》專欄。

1936年春，仍然作律師的母親陪陳銘德一起去日本，從《讀賣新聞》那裡購買了一臺舊印刷機，我還記得她從日本帶回來的那種彩色唱片。繼父早就邀母親一起加入《新民報》，直到1937年，母親已經有了為社會所認可的獨立地位之後才正式加盟《新民報》，掌管經營管理和財務。

《新民報》之前是文人辦報，一開始一切因陋就簡，沒有嚴格的管理制度。母親一上任，就建立起嚴格的財務制度和管理體系，使報社經營達到收支平衡、自給自足，而且逐步積累了進一步發展的資本。母親的精明也一直為人稱頌。當時有這樣一種誇張的說法：鄧季惺精明到報館裡用了幾根大頭針她都有數。

1937年7月1日，報社集資5萬元成立了“新民報股份公司”，建立了現代化的公司制度。陳銘德由社長改稱總經理，母親任經理。入股董事有國民黨各派系的人，主要是四川的民族工商業的負責人，像盧作孚、古耕虞、胡子昂、何北衡等。他們也是我父母終生的好朋友。“新民報股份有限公司”也是中國報業史上第一個近於現代化的報業集團。後來弟弟吳敬璉以提倡市場經濟聞名，有人開玩笑說，母親是他第一個老師。

鼎盛

像每一張新報紙一樣，《新民報》也經歷了創業的艱難。直到陳銘德以重金請來張友鸞並由此形成了一套編輯系統，才開始形成最初的風格，並開始有了生機。　。　想看書來

一代報人鄧季惺：被湮沒的傳奇（3）

畢業於北京平民大學新聞系的張友鸞是邵飄萍的學生，在《新民報》最火的時候，張友鸞擬的標題經常在重慶傳誦一時。張友鸞是中國傳統文人的樣子，留著長長的鬍子。他一個人要養活一家三代十口人，後來搬到重慶時，報社資助他在編輯部前面的山坡上搭了三間“擱綁房”，上面覆蓋的是茅草，底下的牆是用竹片編起來的籬笆，抹上泥巴，就算是居室，張恨水戲稱為“慘廬”。

《新民報》鼎盛時，有“三張一趙”四大臺柱——張友鸞、張慧劍、張恨水與趙超構，《新民報》之所以能夠很快地發展起來，首先應該歸功於它的辦報方針，它主張抗日，反對內戰，反映民生疾苦，　揭露社會黑暗，受到廣大讀者歡迎。另外，抗戰開始以後，許多新聞和文藝方面的人才從全國各地彙集到了大後方，《新民報》得以網羅很多著名的編輯和作者，也極大地促進了它的發展。譬如趙超構、張恨水、吳祖光等等都是抗戰期間參加新民報的。趙超構在1944年，曾作為“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一員訪問延安，採訪過毛澤東並寫了《延安一月》，為此毛澤東一直記著他並且在解放後請他吃過一次飯，這也使他免於成為“右派”。

“三張一趙”中，名聲最大的當然是張恨水。他先是1938年與張友鸞一起加入重慶《新民報》，抗戰勝利後又被邀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