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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便由傅斯年交與父親負責。“史語所”搬遷的第一站是經武漢到長沙，在那裡只停留了3個月，因為日機不斷轟炸，決定繼續西遷至昆明。

在搬遷西南之前，考古組發生了一件空前的事：好幾位青年人紛紛投筆從戎，離開了“史語所”。父親為此心情矛盾：一方面安陽發掘的成績太重要，但研究工作還未正式展開，人員散去了，將來怎麼辦？另一方面，大敵當前，連自己都萌生了上前線殺敵的念頭，何況這些熱血青年？1937年初冬的一天，在長沙公路邊一個小飯店裡，父親、董作賓、梁思永等全體人員都在這裡喝了餞別酒，送走了尹達、祁延霈、王湘等人。他們大多數後來去了延安，所以這一次分手後他們就再也沒見過面。

從桂林經越南輾轉到了昆明後，“史語所”在這裡安頓了兩年。此間父親最欣慰的一件事就是吳金鼎、曾昭（注：曾國藩的曾侄孫女，60年代自殺）、夏鼐等從英國返回昆明，成為中國考古界的新生力量。

1940年冬，因滇越線戰事吃緊，“史語所”、“中博”又遷離昆明，到達四川宜賓的李莊鎮。

李莊6年，是抗戰時期“史語所”和“中博”相對安定的一段日子。在李莊還有一段小插曲。一次搬運時，不巧撞壞了一個木箱，裡面的人頭骨和體骨標本全都暴露無遺。當時農民一片譁然，加之此前有位來自廣東的同事打了條蛇吃以解饞，當地人便傳說這個機關不光吃蛇“還吃人”。後來只好由父親與所長傅斯年等人出面，邀請當地官員和地方鄉紳座談，再三向他們解釋研究人骨的意義，請他們對民眾做些必要的解釋，這才化解了一場危機。

1941年12月，日軍侵佔香港，“史語所”原存香港的文物，全部損失；次年3月，日軍侵佔長沙，“史語所”存在那裡的文物也悉告損失，這讓父親痛惜不已。不僅如此，因為醫療條件太差，我的兩個姐姐—鶴徵和鳳徵，分別於1939年和1942年在昆明和李莊病逝，鳳徵去世時才17歲。對父親來說，那真是一段內憂外患的日子。父母一生生育了4個孩子，大姐幼時便夭折，這樣，只剩下了我一個男孩子。父母后來把舅舅家的孩子過繼來，取名“光周”，李光周後來也成為一個考古學家。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父親以專家身份被派參加中國駐日代表團，赴日本各地調查戰時被日本掠奪的中國文物，雖然取得了一定成績，但父親5次尋找“北京人”頭骨而未果，他以此為終生憾事。

李濟：被淡忘的“中國考古學之父”（6）

分離

1948年12月，中研院史語所由南京直遷臺灣，所裡全部圖書、儀器、標本共裝了上千箱，連同故宮、“中博”的重要文物一併船運。那時許多文物剛從大後方運回南京，還來不及開箱，又要搬到臺灣。

安陽殷墟文物也在轉移之列，父親是這次的押運人。很多人反對文物搬遷，父親也很矛盾，但他的第一考慮是保護文物，他說：只要文物是安全的，去哪個地方無所謂。有人勸他不要跟著船走，怕危險，但他不聽。那時候很多知識分子還對國共和談抱有希望，想著躲避一段戰火，等安定後再繼續從事自己的研究。

那時候我是上海同濟大學三年級學生，因為身體不好休學一年。聽說又要搬家，我很不情願，因為那幾年實在搬得太多了，但1948年12月30日，我還是跟著父母到了臺灣。

我到了臺灣很苦悶，因為那時同濟大學給我一年的休學期，如果我不在1949年2月底回校報到，只能自動地再休一年，加之我身體已有好轉，於是我想春節後再回上海讀書。

那時候從基隆到上海，每天都有班船，非常方便。1949年2月22日晚上，母親與過繼給我們家的弟弟，五六個人送我到基隆碼頭，父親沒有來。我後來回想，當時也並沒有生離死別的感覺。因為那時蔣介石已辭職，李宗仁做代總統，進行和談，很多人還相信能和談成功，我還想到暑假就可以回家了。3天后回到上海，發現形勢已經很嚴峻。1949年4月20日以後，去臺灣的人口開始受到限制，父母很著急，一封信一封信地催我回家，特別是淮海戰役到了後期，陳毅、*的部隊已經在長江邊上，很多人夢想的“劃江而治”也破滅了。父母最後寄機票來，那時機票可以說比黃金還貴，我給他們寫了最後一封信，告訴他們我決定留下來，說我想看一看一個新社會是怎樣建立起來的，我們還有相見的一天。那封航空信還可以順利地送到臺灣。後來有人告訴我，母親收到信後大哭一場，父親輕易不掉眼淚的，我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