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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父親與地質學家袁復禮先對晉南汾河流域進行了一次旅行調查，3月22日到達夏縣，這裡有傳說中的大禹廟及禹王后裔和大臣的陵墓，他們在西陰村偶然發現了一片佈滿史前陶片的場所，由此確定了以此作為第一次挖掘現場。10月到12月，父親與袁復禮再一次來到山西，進行西陰村遺址發掘，採集到了60多箱出土文物，大部分是陶片。

山西夏縣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的挖掘是中國境內第一次由中國人自己主持進行的、用近代考古學方法所做的遺址發掘。最有趣的發現是一個半割的蠶繭，有平整的人工切割的痕跡。後來經專家鑑定，那半個蠶繭確實是一種家蠶的繭，因此證明了中國人在史前新石器時代已懂得養蠶。

小時候我記得父親就把這半隻蠶繭放在試管裡，另一半是棉花，用軟木塞塞住放在辦公室的筆筒裡，我哪想到現在這半隻蠶繭會這麼金貴——它放在臺北故宮博物院恆溫恆溼的庫裡，平時都以仿製品替代展出，只是1995年為紀念父親百年誕辰時，才展出過8天，以示紀念。

1928年10月，董作賓先生主持了河南安陽小屯遺址試掘，這也是殷墟的第一次挖掘，但董先生的方式還是舊式挖寶物的方式。12月，父親在開封與董作賓會面，確定了殷墟的下一步安排。他將會面情況寫信報告給傅斯年與蔡元培，傅斯年可能覺得考古所就需要父親這樣的人，雖然父親之前也沒什麼經驗，但西陰村的報告出來，也引起轟動，所以從1929年殷墟的第二次發掘開始，父親就開始接管了整個挖掘工作。

1929年初，父親加入由傅斯年領導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應聘為考古組主任。父親與傅斯年並不認識，也是經李四光、丁文江與楊杏佛等人推薦後，被傅斯年作為實現他的“東方學的正統”夢想的人才網羅進史語所的。陳寅恪與趙元任也被傅斯年從清華挖來，分別擔任歷史組和語言組主任。

1929年底，父親領導的殷墟第三次發掘接近結束時，發現了著名的“大龜四版”，龜版上刻滿了殷商時代的貞卜文字。那時候，流亡在日本的郭沫若正編寫他的《卜辭通纂》一書。聞聽訊息後，他立即去信給“史語所”，迫切要求得到全份拓片。傅斯年為此徵求父親與董作賓的意見，他們商量後，都同情郭在流亡中還致力於做學問的精神，於是很快把全份尚未發表的拓片寄給郭沫若。郭沫若收到後立即把拓片編入他的《卜辭通纂》書中，並在付印之後才告知“史語所”，這讓父親當時頗覺尷尬，但最後還是認為學術乃公共事業，不必為此事按純法理的觀點追究處理。

可能因為這一點吧，郭沫若對李濟和董作賓都給予很高評價。1946年在南京參加舊政協籌備會時，郭沫若與父親見過一面，後來在《南京印象》一書中他用整整一節的篇幅談到這次會面，父親接待他時穿著一件已經褪色的破舊汗衫，這使他非常感動，他寫道，“不知怎的，我就好像遇到了親人一樣。我接觸了我們中國的光榮的一面？？”但遺憾的是，50年代開始後，以郭沫若為名譽領導人的大陸考古界和以父親為代表的臺灣考古人類學界的關係，一直陷於隔絕。到80年代重新開始溝通時，父親與郭沫若都已經告別人世。

殷墟發掘之後，影響比較大。1931年在南京開了一個殷墟遺址發掘成績展覽會，父親作了演講。展覽和演講引起各界極大重視。蔣氏夫婦與國民政府五院院長，包括戴季陶、孫科、居正等要人，悉數出席參觀，輿論為之轟動。

李濟：被淡忘的“中國考古學之父”（5）

1935年，殷墟發掘工作到了關鍵的第十一次發掘，要大規模開挖4座大墓、400餘座小墓，梁思永做的預算需要2萬？3萬銀元，比原預算多出5？10倍，如不補加，將前功盡棄。父親增加預算的報告，呈交時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的丁文江。丁審閱後未加任何條件，即予批准。這次為期95天的發掘所獲極多，出土了牛鼎、鹿鼎、石磬、玉器、石器等多件，父親對丁文江一直心存感激。

早期的殷墟發掘一直是在與美國方面合作下進行的，後來傅斯年與美國人的關係並不融洽，1930年起，父親與“史語所”終止了與弗利爾的合作。此後，中華教育基金會每年撥款繼續支援發掘工作，一直到抗戰開始，這是父親一生科研事業的黃金年代。

流亡

1937年，在殷墟第15次發掘收工後僅18天，“盧溝橋事變”爆發。因為父親從1934年起接替傅斯年擔任中央博物院（中博）籌備處主任，“史語所”與“中博”向西南搬遷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