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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裡有些愧：安德烈多麼把我的一切當回事。我伸過手去，握住他擱在桌面上的手。他的夾克搭在我倆之間的一把椅子上，口袋裡插著今天的報紙。他一份報通常讀三部分：時事頭版，運動版和幽默漫畫。他讀到精彩的幽默故事，會打長途電話講給我聽。我想我和他已如此知己知彼。他的手反撲了，手指用力握住我的手；我們的手指編織在一起，越編越密。所有的麻煩——便衣福茨給我的麻煩，都很值當。在這一刻，一切都很值。

你在想什麼？他問。

沒在想什麼。我笑一下。

那你沒在想什麼？他笑起來真明亮：把你沒想的告訴我吧。

我笑著避開他。

你肯定想告訴我什麼事。他說。

沒事。

我就喜歡聽你的“沒事”。快把你的“沒事”講給我聽。

我看著他。他善良的用心我全懂。他不想把我們的見面一開頭就弄得沉重。我縮回手；用餐刀削下一層雕塑般精美的奶油，塗在華夫餅上。它的表層有一個個方形的四處，我儘量讓每個小小凹處都填上奶油。烤出一層焦黃的餅一接觸奶油立刻發出折磨人的香氣。奶油在迅速溶化，我卻仍不慌著下刀。熬得滾熱的楓樹糖漿從容器裡澆出一根棕色透明的線，線的一端墜入華夫餅的方形凹處。棕紅和奶白漸漸溶為一體；對一個飢餓的人來說，沒有比這奶油和糖漿的顏色更賞心悅目的東西了。我儘量矜持，儘量不露痕跡地嚥下一大口一大口的涎水。從昨天中午到現在，我是第一次進食，似乎咀嚼和吞嚥這套動作都已生疏，第一口吞嚥在我食道劃下傷口般清晰的軌跡。過分的飢餓使豐富的早餐不那麼美味，有些殘酷。豐富而殘酷的早餐劃開一條界線，一邊是我清貧的留學生日子，另一邊是未來外交官妻子的豐足。

安德烈說：我訂了星期日晚上的芭蕾票。勞拉和我們一塊兒去。她主動提出陪你去買衣服。

買衣服？

我想你肯定沒帶著看芭蕾的衣服。

勞拉是誰？

就是我剛才說的“波拉克公主”。她人不錯，志願陪任何女朋友買衣服，志願為你設計。

我想，兩種日子的懸殊就是我食道里這條微痛，創傷如此新鮮。

他說：你好像不餓？

還好。

我記得你最愛吃華夫餅！他說。

優秀的未婚夫總是必須替他們心愛的女人記住她們的最愛和過敏。安德烈是個沒得挑的未婚夫。

我不能和你們一塊兒看芭蕾。

你不是星期一沒課嗎？

理查·福茨跟我約了星期一上午十點談話。

取消它。在他辦公室的留言機上留言，讓他改個時間跟你談話。

是審訊，安德烈。

取消它，管它是什麼。難道正常生活要給非正常事務讓位？

正常生活什麼時候敢不給非正常事務讓位？我說。

他考慮了一瞬，說，嗯，你是對的。這些人很煩，怪不得好萊塢的電影都把他們當反派。我發現他們很樂意當反派。

侍應生過來為我添水，兌熱咖啡。我們的話馬上停住。侍應生意識到插在了我們一句私房話中間，手腳立刻加快，嘴裡低聲說著“對不起”。

我看著侍應生的背影說：別那麼大聲地講FBI的壞話。

他不懂中文。不過你剛才說的FBI，他肯定懂。

你又把FBI重複了一遍。

安德烈和我一塊兒笑出聲來，那傳應生猛地回過頭，一見他回頭，我倆更笑得響亮。我百分之九十的時間傳應別人，好不容易同這墨西哥愣小子調個位置。

跟安德烈在一塊兒多好！好得讓我想到那句咒語“好景不長”。

安德烈用叉子的齒刺破了他盤子裡的煎蛋。讓蛋黃流出來。他絕不用蛋黃這類益處不大的東西塞滿他的胃。他甚至把火腿上的脂肪一刀一刀割下來。假如換一個人像他這麼幹，我一定請他把蛋黃留給我。假如把安德烈換成里昂的話。可里昂大概不捨得丟棄一隻煎蛋的一半；

假如理查·福茨問我什麼原因取消約會呢？

很簡單：你和我去看芭蕾。

那不就暴露了？我們倆見了面……

是見了面，不見面怎麼進行正式羅曼史？安德烈一樂。

這時餐廳裡已有了幾位顧客。一個黑姑娘夾著她的孩子走到我們旁邊的一桌，她抱孩子的抱法很輕鬆也很隨便，讓孩子面孔朝外地坐在她稍稍斜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