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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五點開晚飯，我更知道，即使里昂破例把早飯開在上午八點，他也絕不會跟著我和安德烈去一個布林喬亞的餐廳。那兒坐著掙月薪、讀股票訊息的中產階級。里昂認為中產階級是美國個性消亡的一個鐵的證據。占人口總數百分之八十的中產階級是消滅真正藝術的大軍，是精神、文化的垃圾處理器；有多少無靈魂的音樂、繪畫，都可以朝這部巨大的機器傾倒，都會被吃進、消化、排出。這個巨大的機器可以改變藝術的原則，腐化包括海青、王阿花在內的藝術家。誘引他們去畫那些俗不可耐的人像、燈罩。

安德烈也說：對呀，我們一塊兒去吃早飯吧。

我在安德烈聲調裡聽見的全是誠意。

而里昂卻聽出了施捨。他臉上有了層冷酷的笑意。

我說：里昂可能剛剛回來。他從夜裡工作到早晨。

里昂從我話中聽出的卻是急切的表白：這個藝術癟三跟我沒什麼關係：他活在夜裡，我活在白天。

里昂說：知道哪一家的早午自助餐最棒嗎？

安德烈說他知道林肯大街上有幾家不錯的。

里昂說：那些沒什麼意思，雅皮的地方。

安德烈在里昂的話裡聽出了進攻。他心裡一陣好笑：你這樣自以為是的人活得連基本體面都不要，可以靠失業金、救濟金去餬口，對辛勤納稅，將收入的百分之四十變成稅務交給政府，再由政府變成你的失業金或救濟金——對這樣一批對社會負著重責的人，你的優越感是從哪裡來的？！你認為你那些晦澀不堪的東西就是真正的藝術？你的生活方式、情趣雅不可耐就正確？

而我在安德烈的大段潛臺詞中，只聽到他的誠意：他的確想款待一下里昂。他說：好吧，你帶我們去一家不“雅皮”的餐館。

里昂當然不會去的。他覺得安德烈把零錢扔給街頭乞丐也是以同樣誠懇的態度。安德烈每星期日下午到一家殘廢人的福利工廠去義務勞動，給殘廢人生產的罐頭寫西班牙文、法文、荷蘭文的產品介紹，這事里昂一聽準會仰天大笑。

好的。里昂說。

他對安德烈的邀請接受得很痛快，我不知他是怎麼了。我看他一眼，他一點兒挑釁的意思也沒有。他很快套上了那件永遠的皮夾克，一條馬尾梳得整整齊齊。

我坐進安德烈的車後，一陣懷疑湧上來：這車分明是安德烈在華盛頓開的那輛。對於安德烈這樣百分之二百講實話的人，編那麼大個故事，太不尋常了。我要里昂坐到前排座上，理由是要他領路。真實的理由，是我想獨自坐在後面，好好看清一個誠實人撒謊的道理。

然而我卻怎樣也看不清。

車窗上有泥點。安德烈的車從來沒這樣髒過。他開車穩重，看見水窪便緩下車速。把泥水濺到兩側車窗玻璃上，安德烈需要喝五杯伏特加才幹得出來。而安德烈從來不可能狂放到去喝伏特加。他有他俄國祖先狂放的神情舉止，內心卻是美國式的：理性、負責、好自為之。

我們走進餐館時，店堂裡還冷清。門廳里居然插著幾枝中國梅花，那暗紅色顯得十分珍奇。店堂並不大，幾乎像一個大房宅的宴會廳，中間擺一個玻璃長几，上面陳列著六十來種食物精品，從陸地到海洋，一切允許出現在午前餐桌上的東西，一應俱有。一共有三對銀髮夫婦在用餐，他們一聲不吱，侍應生卻讀得懂他們的每道指令，一聲不響地去替他們取來冰塊，或滿上果汁、或更換盤子。整個餐館裡穿梭過往著靜默的殷勤。那種不苟言笑的高雅讓我氣也喘不上來。

我們三個人只有安德烈的著裝勉強跟這裡的氛圍搭得上調。這裡的確沒有“雅皮”氣，卻像皇族來的地方。

侍位員將我們安置下來後，一個侍應生推一輛玻璃小車跟隨著我們。我回頭朝他看一眼，想問問他這樣鞍前馬後算是幹什麼的。里昂卻正好把選好的一盤水果擱在車上，我便止住了已到舌尖的發問。原來里昂可以活得如此豪華。他已漫不經心地開始進餐，而安德烈和我還沒完全看清桌上珠光寶氣、玲瓏剔透的食物都是些什麼。

我聽安德烈向我推薦墨西哥的一種仙人掌類水果。他說他還是十五歲那年吃過它，卻在冰天雪地的芝加哥再次見到這種稀有熱帶果實。他對我耳語：里昂是極端分子——要麼極端貧窮，要麼極端貴族。

你呢？我抬起眼睛，盯著安德烈的臉。他至少有兩個早晨沒好好刮鬍子。

我怎麼？他笑眯眯地反問。

你突然來這裡，到底為什麼？

為什麼？他還是笑眯眯的：就是想看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