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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中國人民解放思想來作出自己的判斷。關於如何給中國新的體制找一個名稱，剛才我們已經談了很多。我想更重要的是如何讓世界更好地瞭解中國的新體制，或者說了解這個體制的結構是什麼。因為雖然中國並不是在所有的方面都做得很好，但她確實在很多方面都做得很棒！這是西方能夠真正學習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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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喜歡推廣自己的價值標準，強調普適性

趙：你們在書中提到了一個實際情況，有的西方人願意用自己的模式為標準，並希望其他國家也採取這種模式。這涉及到某一種模式是不是具有普適性（universality）的問題。

一般說普適性是指兩個方面：一個是平面的伸延，就是世界各地都適合；一個是時代的伸延，以前適合，現在適合，將來也適合。在自然科學領域呢，這是毫無疑問的，比如說牛頓的三個定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在中國、美國、奧地利，都是適合的，甚至於在火星、金星上都是適合的。所以，自然科學的定律的普適性是絕對的。

可是在討論社會科學的普適性時就要十分小心。比如凱恩斯（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英國經濟學家，因開創了所謂經濟學的“凱恩斯革命”而著稱於世。代表作有《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貨幣改革論》、《貨幣論》等。）的理論，在20世紀30年代初，對美國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到了40年代，美國人就不使用凱恩斯的理論了。那麼今天遇到了危機，有人又想到了凱恩斯的理論，但是今天卻不能完全照著凱恩斯的理論去做，所以說它有時間和地點的限制，不能說有普適性。

您在歷年的著作中都對社會的發展做了推論。在自然科學領域，在一定條件下，用外推法是比較準確的，但您是綜合了您的全部知識和智慧，做了一個延伸的預測或預言。這是很不容易的，您做了一件很偉大的事情。

奈：談到您說的這種外推法，其實有許多種，很多時候是透過已有的資料來推斷未來的資料。可是我不是去推斷資料，而是推斷人們的觀念。

趙：那您的方法應該叫analytical　extrapolation。

奈：也許可以這麼叫吧，解析外推法。

多：我想回到剛才所談的內容。您把科學和科學發現同人們的行為規則進行比較，我想它們之間有著根本的不同，因為不管是牛頓還是愛因斯坦，所有發現的自然條件總是存在的，它們從未改變，問題只是我們將在何時發現何種真理或何種事實並給它命名，其他一些可能的發現我們迄今尚未能知曉。此外，有許多事情沒有絕對真理，那些就是我們需要創立規則的事情。我們永遠不能為自然創立規則，究竟是太陽圍著地球轉還是地球圍著太陽轉不是由我們決定的。但是，我們能夠極大地影響陽光下的這個世界生活的規則，那就是我們能夠宣稱何謂正確、何謂錯誤的領域，這當然也是和諧世界的難題。

趙：但是世界的規則，需要世界大多數國家的認可。誰也不能宣佈他就是真理的代表者或者上帝的代表者。在2000多年以前，中國處於戰國時代，存在著許多小國家，國家和國家之間的相處就是用戰爭來解決問題。這時候人們就會厭煩戰爭，於是就有智者提出“求同存異”，或者是“求大同存小異”，而不是求完全相同，因為人們的思想不可能完全相同。所以在中國哲學裡，“求同存異”以及“和為貴”的理念一直延續到今天，這樣，我們的先哲創造出了一個和諧社會的信條。

奈：的確是這樣。您剛才提到的求同存異的原則確實非常重要。今天，我們放眼世界，就會發現在經濟全球化的程序當中，各國在經濟上的互補性越來越強，相互依存性越來越高。而與此同時，各國也更加重視其民族的文化屬性。所以，二者是同時進行的。也就是說，隨著各國在經濟上相互依存度進一步提高——這是一個相互融合的過程——你的文化面臨著挑戰，各國會更加強調各自文化的屬性和特徵。

趙：人們都相信自己的母文化，熟練地使用母語，喜歡自己國家的飯菜，於是很自然地希望最好全世界都和自己有一樣的語言和飯菜。但實際上，這是絕對做不到的。所以，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是必然長存的。現在歐盟強調多元的文化，我覺得這一點是先進的。

奈：您剛才提到了歐盟在歐洲主張多元的文化，但實際上歐盟可能並沒有那麼重視或承認其他國家的多元文化，它所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