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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民約論》、《天演論》等，小小年紀對這些內容並不能理解，但也知道了除了傳統文化之外，還有另外一個廣闊的世界。

劉海粟成長過程中一個重要的人物是姑父屠敬山。屠敬山在1891年科舉會試中考中進士，1917年，蔡元培擔任國史館館長和北大校長時曾任命屠敬山為總編纂。蔡元培與劉海粟之後的緣分不能不說與屠敬山有關。

屠敬山非常喜歡蘇東坡，常常領著幼年的劉海粟參觀蘇東坡的書院舊址，並給他講述蘇東坡先後11次來常州的典故。他為劉海粟詳細講解前後《赤壁賦》，品評蘇東坡的文思與才情。後來，屠敬山看到小海粟有繪畫天分，又常常給他講解出自常州的畫家惲南田。惲南田又名惲格，在明清之際獨闢蹊徑，開創出一路“沒骨花鳥畫”之畫法，並創立了蔚為大觀的“常州畫派”。屠敬山最為推崇的是惲南田不為清廷所用的品行氣節，他為海粟制定了一套摹習南田先生的學習計劃，讓劉海粟學習《南田詩抄》、《南田畫跋》、《壽平尺牘》等，並藉此告誡海粟，要想成為大畫家，就必須先做一個大學問家，要想有所成就，就必須經得起挫折與磨難。

14歲之前的劉海粟幾乎不知挫折與磨難作何解，生活可謂一帆風順，無憂無慮。在14歲那一年，他第一次品嚐到了悲痛的滋味——他敬愛的母親，因為肺病，年僅52歲就與世長辭了。自小生活在母親照拂與疼溺下的海粟一時間彷彿覺得世界都要坍塌了。母親的去世給他的心靈造成了很大創傷，14歲的海粟情緒低落，鬱鬱寡歡。

落入包辦婚姻的窠臼（1）

生長於小鎮農戶之家的徐悲鴻與出生於書香門第大戶人家的劉海粟，其各自的經歷與個性大不相同，但是命運有時也何其相似，徐悲鴻與劉海粟都曾經歷過一段並不愉快的包辦婚姻，或許，這是那個年代青年男人必經的命運成人禮。但是偏偏這兩個人都不相信命運，從封建的包辦婚姻中走出來了，先後到了上海，走向了更為廣闊的世界。

少年徐悲鴻因父親病重，作為家中長子，開始挑起生活重擔。他繪畫才能出眾，常為周圍朋友、親屬繪畫，因此，年紀輕輕就已經在宜興頗有名氣。父親臥床養病，悲鴻也放棄了走街賣畫的生涯，17歲那年分別去宜興縣初級女子師範、始齊小學、彭城中學應聘國畫教師，都被錄取了。於是，悲鴻開始身兼三職，在三個學校之間來回奔走，往往是天麻麻亮便開始動身，每天奔波幾十裡，常常過家門而不入。

當時正值1911年，雖然辛亥革命的思潮暗流湧動，但是遠在宜興的徐達章腦子裡仍然固存著很多老式的想法，臥病在床的他對兒子的刻苦勤儉很感欣慰，對兒子的婚姻大事也逐漸提上日程。在父親的堅持下，悲鴻與一位周姓女子訂下婚約，悲鴻非常不滿意這段婚事，曾經想要逃跑，但被父親找回來了。不得已，悲鴻與這位裹著小腳的舊式女子成親。第二年，妻子生下一個孩子，悲鴻為這個孩子取名“劫生”，以表示自己對婚姻的不滿，徐父卻很高興徐家有後，能夠延續香火，將孩子的名字改為“吉生”。

有份足以維持生活的工作，有妻有子，在徐父眼中，兒子的生活應該不錯了，但是在悲鴻心中，想要改變現狀的想法從未停止過。當時，上海是中國經濟文化發展的重鎮，傳播新思想的報紙雜誌如雨後春筍般次第出現，江蘇靠近上海，也得以能夠閱覽報紙雜誌。

一天，徐悲鴻在一份《時事新報》上讀到一則徵稿啟事，興之所致，就給報社寄去一幅新近完成的作品——《時遷偷雞》。《時事新報》是中國最早的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主辦的，主持人張元濟，是清末秀才，也是開創中國出版業的元勳之一。張元濟在一大堆畫作來稿中，偶然翻到了《時遷偷雞》，覺得這幅畫非常有趣，畫中的人物彷彿從《水滸傳》跳到了農家的門前，鄉土氣息濃郁，人物鮮活生動，他非常喜歡，於是大筆一揮，給了這幅畫二等獎。

這個小小的獎項如同暗夜中的燭光，讓徐悲鴻心中一亮。上海那個充滿生機與活力的城市開始在時刻不停地召喚著少年悲鴻，尤其是看到《申報》上海圖畫美術院成立並正式招生的廣告後，更覺心動，廣告上寫著：“專授各種西法圖畫及西法攝影、照相、銅板等美術，並附屬英文課。講義明顯，範本精良，無論已習未習，均可報名。”這對於一心想要走出去學習西畫的悲鴻而言，不啻於一個很大的誘惑。

而這個從廣告上看起來裝置精良的學校其實是他的江蘇老鄉劉海粟主辦的。劉海粟或許也沒有想到，他的一則廣告吸引來一位一心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