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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課程。《申報》發表文章對此事評價說：“劉海粟三個字在一班人的腦海裡、心頭上，已經是一個凹雕很深的名字。在藝術的圈子裡，他不但是一個闢荒開道的人，並且已是一個巍巍樹立的雕像。”

此次戰役，奠定了劉海粟在中國近代美術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很多人稱他為中國提倡模特兒第一人，雖然後來這種說法遭到了很多美術界同仁的異議，認為劉海粟並不是美術教育史上引入*模特兒第一人，比他更早畫*模特兒的還有李叔同（弘一法師）等人。其實不必糾葛於是誰第一個拿起筆來畫*模特兒，單就從劉海粟因提倡新美術教育而與當權者開戰，並將*模特兒觀念普及世人這點而言，他就有了無可估量的貢獻。並且，劉海粟這種堅持引入西方新美術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也早已超出美術史和教育史本身，從另外一個側面展示出中國社會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曲折歷程。

徐悲鴻歐洲遊學8年（1）

當劉海粟因一場模特兒風波事件而使得上海文化界翻雲覆雨，自己也成為美術界的風雲人物時，遠在歐洲的徐悲鴻正徜徉在西方浩繁豐饒的繪畫世界中，孜孜不倦地汲取著藝術世界的養分。

徐悲鴻19歲時在同鄉徐子明教授那裡看到法國盧浮宮的名畫複製品之後，醉心西方藝術，就產生過想要去留學法國的念頭，但當時經濟窘迫，赴歐洲留學也只能是一個夢想而已。自進入哈同花園後，生活狀況一點點好轉，出國遊學的夢就更真切了。

1917年，遠在家鄉的妻子病重，徐悲鴻在接到家人催促回家的信之後匆匆返家，妻子卻因為被送到常州看病而未曾得見，徐悲鴻只好給妻子留了一件皮背心和30元錢，又返回上海，事後不久，妻子在家中病逝。

這段時間，也正是徐悲鴻和蔣碧薇（那時她還叫蔣棠珍）情感萌芽的階段。蔣碧薇原本已經定好了一門親事，未來的夫婿是她父親的學生。蔣碧薇本來對這門親事就不滿意，結果，這個未婚夫也不爭氣，臨近考試，竟然跑到未來的岳丈家想要搞到考試題，打起了作弊的主意。徐悲鴻在哈同花園的時候，常常來蔣府與蔣梅笙教授攀談，蔣家人難免將未來的姑爺與眼前這個器宇軒昂、瀟灑不凡的悲鴻做比較，有一次，蔣梅笙竟然與妻子喟然長嘆：“要是我們再有一個女兒就好了。”這話被蔣碧薇聽到，心中更加難受。

徐悲鴻也對蔣碧薇心生好感，這對青年男女的愛情得到了康有為的支援。此時，徐悲鴻得到了哈同花園1600塊大洋的贊助，對外宣稱說是4月中旬啟程去法國留學，並赴蔣家的餞行晚宴，其實暗地裡買到了去日本長崎的船票。1917年5月，徐悲鴻偕蔣碧薇乘日本“博愛丸”輪船，由上海私奔到日本長崎，再轉道東京，在東京住了下來。

在日本留居期間，徐悲鴻常常到博物館以及私人收藏家那裡參觀臨摹，有空時就與日本書畫家中村不折、竹內棲鳳等人討論學術。日本印刷術優美精良，出版的藝術書籍非常豐富，徐悲鴻喜好書畫，沒事的時候就在書店流連，看到喜歡的就毫不猶豫地買下來。他在日本收穫頗豐，不僅淘到了很多喜歡的藝術珍品，期間，也與日本藝術界的著名人士進行交流，在學術研究上獲益很多。

由於徐悲鴻與蔣碧薇所帶資金有限，當時只找了一個約6平方米的小房間，吃飯也是在房東處搭夥。饒是如此節約，半年後，他們所帶的錢也幾乎花完了，據蔣碧薇《我與悲鴻》中敘述道：“我們在東京住了半年，旅費和生活費用花得不多，倒是徐先生大量地買書買畫所費不貲，因此我們帶來的兩千塊錢很快就要用完了。東京居家大不易，再拖下去就得捱餓，於是我們只好在當年11月間，又從東京黯然地回到了上海。”

回到上海的徐悲鴻和蔣碧薇，首先去拜訪了康有為，期望能有機會去歐洲遊學。康有為建議徐悲鴻先去北京，等歐洲局勢穩定一些再謀劃不遲，又寫信給在北京的大弟子羅癭公，希望他能幫助徐悲鴻。

蔣碧薇因為違背婚約離家出走，從日本回來後也不敢回家，只好和徐悲鴻暫時住在一個小旅館裡。蔣母聽說女兒回來了，晚上偷偷地來旅館看望自己的女兒，見女兒住的地方狹窄，就張羅著給女兒和徐悲鴻租了一間廂房。在上海沒待多久，徐悲鴻就帶著康有為的介紹信北上去了北京。

徐悲鴻歐洲遊學8年（2）

在北京，經友人介紹，徐悲鴻認識了華林，後來在華林的引薦下，見到了當時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蔡元培見徐悲鴻畫藝精湛，就聘請他為剛剛成立的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的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