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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王朝的貴族政權在東晉成立的最初幾十年中達到了其頂峰，幾個大族先後主政。當東晉開國六十年時，貴族政權已開始衰敗，北府軍的成立標誌著這種衰敗的開始。而淝水之戰的勝利只不過是貴族政權的迴光返照。東晉的幾任將領都曾圖謀篡位，但都被其他士家大族聯合擊退。但到了劉裕時代，士家大族再也組織不起象樣的力量來擊退這支新興的力量，貴族政權終於崩潰。

東晉時期無疑是中國貴族的巔峰時代。但是即使是這樣的巔峰時期，中國計程車族也沒有取得中世紀西方貴族的權力，他們沒能在地方上擁有行政權和軍事權。不管在中央有多高的官職，不管在地方上有多大的莊園，他們終究沒能掌握獨立的行政權。這一點也是分封制和郡縣制的本質區別。同時也是中國貴族政權和西方貴族政權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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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時代儘管是一個腐朽的貴族政權時代，但還是有一些東西值得我們去回憶和思考。

魏晉時代，依靠貿易和工業積累鉅額財產的人數相當稀少。當時的財富象徵是土地，士族們便佔有大量土地和山河湖澤形成各的莊園，莊園裡有大量依附於士族的“奴”、“客”、“萌戶”、“部曲”等，東晉的莊園成為帝國經濟領域中的“國中之國”。

晉朝是個等級分明的社會。雖然，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等級制，但自秦朝開始，還沒有任何一個朝代像魏晉南北朝那樣，等級制如此鮮明。晉朝計程車族和庶族之間界限分明，兩者之間有難以逾越的鴻溝。士族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上都佔據了絕對主導地位。東晉王朝尤其如此，士族牢牢把持了對國家的統治權。擁有政治特權給士族階層帶來了經濟上的好處：士族階層往往擁有龐大的產業。魏晉時代，依靠貿易和工業積累鉅額財產的人數相當稀少。當時財富的象徵是土地，士族們便佔有大量土地和山河湖澤，同時士族的莊園裡有成百上千的依附者，這些人被稱為“奴”、“客”、“蔭戶”、“部曲”等，這些人不需要向政府納稅、服兵役、服徭役，但卻必須向主人交租子、服勞役。東晉的莊園成為帝國經濟領域中的“國中之國”，其規模遠比東漢末期要大。　。。

第二章：貴族時代（11）

當然，東晉時期的莊園經濟充其量是在皇權體制下的“獨立”，遠遠無法和分封制下的諸侯相比，甚至也無法和西方的貴族權勢相比。

如果拿西方中世紀的貴族體制和晉朝計程車族統治相比較，就會發現中國貴族政權的弱點。西方貴族的力量源泉在地方上，他們控制著地方上的城堡、莊園，以此為根據地向國王討價還價，是否在宮廷任職對他們來說並不重要，他們對宮廷政治的依賴非常弱。而晉代計程車族則在朝廷壟斷高階職位，以此作為他們世代冠冕的保障。他們沒有辦法象西方貴族那樣把自己的命運寄託在地方權力上，他們只能向宮廷蜂擁而去。他們之所以能擁有廣闊的莊園並控制山川湖泊，是因為他們在朝廷中的政治特權。一旦這個特權失去，他們在地方上的莊園頃刻之間就會變為烏有。他們雖然擁有特權，但這個特權的主人充滿很多變數。中國皇帝可以慢慢控制圍攏在他身邊計程車族，但西方中世紀的帝王卻無法控制分散在各個角落，擁有獨立權力的貴族。

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中西方的區別，那就是：西方的貴族是以地方上的權力為基礎贏得在宮廷發言的權力，而中國的貴族是因為在宮廷贏得了說話的權力才擁有了在地方上的種種特權。這種局面是貴族勢力在和中央集權的長期爭鬥中形成的。中國的貴族政權本質上是中央集權的一種變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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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房春事二首（其一）

梁園日暮亂飛鴉，極目蕭條三兩家。

庭樹不知人去盡，春來還發舊時花。

這是唐代詩人岑參的一篇懷古之作。詩人在詩中著力描寫了梁園的蕭條。梁園是西漢貴族梁孝王劉武所建，到唐代時已破敗不堪，建築物的破敗透視著世事的悲歡和無奈。

烏衣巷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這是唐代詩人劉禹錫的一篇懷古名詩。詩中所提及的朱雀橋是秦淮河上的一座浮橋，烏衣巷位於今南京市秦淮河南。而詩中的王、謝正是東晉王朝士族大家的代表人物王導、謝安。朱雀橋和烏衣巷一帶曾是東晉貴族們執掌朝政、飲酒作樂的地方，如今（唐代）卻長滿了野草。詩人用野草和夕陽渲染了衰敗的氛圍，而昔時王謝堂前的燕子飛進了尋常百姓家又透視著世事的無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