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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啊，”媽媽又用那慈愛的目光望著瑪麗，“他們和我們有點不一樣，說話和想問題的方式都不太一樣。”

“有了義大利的大理石和德國的水龍頭，他們的想法也該跟得上大家了吧。”我說，卻想到了巴赫吉—他的思想有一半是現代水暖裝置，另一半是轆轤、繩子和水桶，所以我也不太肯定了。

“你倆真要把我氣瘋了，是不是合起夥兒來要把每件事兒都搞砸哪！”

多麼健忘的人！昨天她還誠惶誠恐地來詢問我的想法，說如果我反對這門親事，她可以理解呢。

“你什麼都不用擔心，媽媽。”我說。

我沒有撒謊。我一直都在觀察瑪麗的舉動，揣測她的想法。在她那挺拔的脖頸後面，我看到了一個低垂下來、等著上軛的脖子。她的反抗似乎不堪一擊。自由，我心想，本身就是一種負擔，它不是每個人都能承受的，尤其是女人，一個*女人。頭天晚上瑪麗還在高談闊論她那“電腦理論”，可是就像很多人那樣，她自己也沒有聽從“也許”和“不可能”這兩種訊號的指示。有數不清的因素是她無法掌控的，這些她一定都考慮過了。也許她最終發現，聽天由命，把自己的人生留給他人去決定反倒省心。此時她還光著腳在屋裡來回走著，但這種調皮的樣子卻讓人心生憐憫。現在的她，與其說像個神清氣爽的模特，倒不如說像個疲憊不堪的走鋼絲的人，心裡巴不得早點掉到安全網裡。

《瓦地的小號》　第四章（2）

“沒有什麼事是不能回頭的，”我說，“這門親事還可以取消啊。”

“上帝保佑，千萬不要應了這句話才好！”媽媽大聲說。

此時，瑪麗的眼裡流露出一種異樣的神情，一種我寧願不要看到的神情。那副怨忿的樣子活像一個鬥敗了的人。她雖沒說一個字，卻好像在暗示我還在忌妒她。我試圖反駁，但又覺得心痛，因為她沒看錯。當初我拒絕了巴赫吉，就像趕走一隻微不足道的臭蟲，如今她要嫁的人只不過是一個讀過小學、以修百葉窗為生的鄉下人，而我卻對她心生忌妒。

出門去上班時，媽媽從後面叫住我：“梨挺不錯的。也許該給客人們準備些葡萄……”

“我會買的。”我扭頭答道。

我早早下班回家，似乎是為了彌補自己的失態。爺爺也在家，颳了鬍子，穿上了盛裝。我也擺出了旅行社工作人員的職業笑容，好給這場面增色。我擺好椅子，把回家路上買來的玫瑰花放在桌上，把爺爺的水菸袋收拾到牆角。

爺爺像個剛上舞臺的演員那樣舉起手來問道：“啊？連那個都不允許嗎？水菸袋可是件體面的東西呢。”

“但不夠時髦。”媽媽說。

爺爺假裝吹了吹夾克上的灰。“時髦！他們也吃皮塔餅①和橄欖，跟我們沒兩樣，他們也不是出門就搭直升機啊。”

看到爺爺咧嘴笑了，媽媽抗議道：“這些麻煩事兒全要我一個人扛啊！”

我覺得真正的麻煩還在醞釀呢。走進臥室，我看到瑪麗蜷縮在那面小鏡子跟前，淚流滿面，她用眉筆在上唇畫了一撇黑黑的小鬍子。充滿男性特徵的鬍子和眼淚形成的對比再鮮明不過了。我坐到自己的床上。

“我就這樣出去見他們，會怎麼樣？”她要挾道。

我沒說話。因為我和她都很清楚，她最後還是會妥協的。我問她：“要不要吃片安定？”

“我知道你放藥的地方，已經吃了兩片。”

“現在一定感到頭暈眼花了。”我鎮靜地說。

“他們說，如果吃完那藥再喝點酒，就真的解脫了。從爺爺那兒幫我偷點兒亞力酒怎麼樣？”

我放在兩膝間的手攥成了拳頭。瑪麗回到鏡子邊，又給那撮黑鬍子添了幾筆。

“為什麼不用口紅畫撇紅鬍子呢？”

我本應保持沉默的。只有爺爺開的玩笑永不乏味，而且他的幽默不會招人厭煩，因為那些笑話都來自一個寬容善良的靈魂。瑪麗用手背擦掉眼淚和鬍子，說：“你知道在我過去常常做的夢裡，我是怎麼和意中人相遇的嗎？我和他都穿著白色的網球服，我的裙子很短很短，*也是雪白的。打完球，我走到球網旁邊和他握手。誰輸誰贏在夢裡都無關緊要。他握著我的手不放，於是周圍的一切—人群、天空、球場和球網—都消失了，只剩下我倆站在那裡，我的手放在他的手心，我覺得身心都有了著落。赫達，這些美夢也是現實的一部分啊。為什麼生活就像是一隻病怏怏的胃，把所有的美夢都吐出來呢？這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