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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的合法化。美國曆史學家埃德加·霍爾特認為：“這是中國擺脫陳舊的閉關鎖國政策，爭取加入世界各國大合唱所付出的痛苦代價”。

第十六章　法國人見證的洗劫（35）

儘管有恭親王親領的總理衙門負責與外國列強打交道，中國仍然花了不短的時間才開始放棄閉關鎖國的態度，著手實行合作的政策。等了整整三十年時間，中國的皇帝才答應接見外國的使節！還是在專門接待附庸國使者的接見廳裡。直到1879年，中國才同意向外國派出使節。無論是否情願，中國最終被拖進了現代各國的大合唱。但西方文明的陰影仍使目睹1860年野蠻行徑的中國人感到不安，並在中國人的記憶中喚起了祖先們對殘忍野蠻、文化落後的外國入侵者的恐懼。

於是，在承認西方物質優越和科技進步的同時，中國人長期拒絕接受——更不用說推崇——西方的道德價值觀。透過圓明園的烈焰，中國人認為自己的國家是野蠻民族的犧牲品，他們傾向於將西方與匈奴人相提並論，而根本不認為他們的文明具有先進和高雅的性質。

有多位中國的歷史學家就這一次“懲罰”著書立說。在惋嘆珍貴的藝術寶藏和文化遺產無可挽回的巨大損失的同時，有些歷史學家也從圓明園的烈焰中看到了中國的崛起，就像鳳凰在烈火中重生一樣。

可以想見。正如泰奧在1922年出版的《醒來的中國》一書中所說：“直到1860年，英法軍隊佔領北京，燒燬圓明園之時，清王朝才意識到在世界上還有比中國更強大的國家。但大部分的中國人，當他們看到熊熊烈焰從圓明園升起時，並不認為這說明了中國的衰微，而是滿清王朝的沒落”。

此外，面對西方國家強行開啟國門和商埠的企圖，中國沒有采取日本的應對方式，也頗使人不解。額爾金看得很準確，他說：“當中國不可避免地繼續走向毀滅之時，日本沒有退縮，並很快就學會了如何充分利用灑到自己土地上的陽光，走上被中國人輕蔑地拋棄的進步之路。而這樣的進步，一旦日本人對它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就必然會想要得到它，而且終究會得到它”。最初還十分猶豫不決的日本，最後終於認識到，向美國和歐洲列強粗暴的叩門聲做出讓步，正是日本利益之所在。日本利用這個機會奮起直追，借鑑西方的技術進步，使國家現代化，既開拓經濟資源，又壯大軍事實力。在日本的“有識之士”看來，這才是使他們避免厄運的唯一辦法，更是他們保持獨立的唯一途徑。

從這個意義上看，日本的明治時代“明智地”回應了西方的威脅。在十九世紀末，透過理想主義的光緒皇帝（1871…1908）和維新派大臣康有為所支援的百日維新運動，中國差一點就實現了旨在逐步走向“自由”帝制的歷史轉折。但對中國社會和皇權進行激進的改革，主張實現軍隊的現代化、公共機構和採礦工業的現代化以及言論自由，嚇壞了慈禧太后等人。宮廷中最保守的一派佔了上風，舊秩序再一次被保留下來，隨之而來的是專制和變本加厲的排外。從此，清王朝的垮臺已不可避免。

在日本自認為處於劣勢的地方，中國則恰恰相反，自恃地廣人眾，認為是自己的強勢。1860年，中國犯了低估西歐力量的錯誤。她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落後，她無論如何都不願在外國的威脅面前讓步。著名歷史學家皮埃爾·雷努萬在他的《東方問題》一書中對日本和中國做出比較：“日本對外國意志做出讓步的那一刻，它已經隱約看到了展現在自己面前的廣闊遠景。當中國一面無可奈何地俯首稱臣，一面又努力將國家維持在傳統軌道上的時候，一些日本人，由於他們進行了‘全民性’的反應，正在思考如何使國家實現深刻的轉變”。

如果我們冒昧地繼續以同樣的方式將中國與日本進行對比，我們可以把額爾金燒燬圓明園以迫使中國人低頭並簽訂條約的決定，與美國人1945年8月向廣島投擲原子彈的決定並列起來看。一定要轟炸廣島嗎？今天仍然有人提出疑問。這裡同樣涉及到要日本儘快投降的問題。在這兩個事件中，人們繼續對這些“戰爭罪行”的必要性發出質疑。在北京，如果能表現得更耐心一點，額爾金也許就不會去放火。在廣島，美國人本來可以再等上幾天，當時日本已經山窮水盡，並準備放下武器。無論是哪一種情況，這兩件大事（不過也應該承認，很難將它們相提並論）都應該能夠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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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法國人見證的洗劫（36）

卡羅爾·麻倫寫道：“個人所遭受的各種屈辱和殘暴，與國家榮譽所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