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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站不住腳。扣人質的唯一主謀是僧格林沁，並非朝廷欽差。怡親王前後態度有所矛盾，說明主戰派僧格林沁對其施加巨大壓力。

第十二章　俘酋危機（8）

芮尼醫生也不相信怡親王和穆蔭給英法談判者設圈套。他認為，把舉談判旗的人抓起來固然難以容忍，但不能肯定就是圈套。

法國岡城大學歷史教授泰西埃在八國聯軍參與鎮壓義和團運動後，1901年就所謂中方設“圈套”作了深入研究。他在校刊上發表一篇三十六頁的長文，希望我們進行反省，對“責任問題作出更公正的看法”，並非所有錯全在中方。他問道：“何謂史實？六十年來，為了我方更加光榮，並使之合法化，我們樂於把歷史修改得夠多了，歪曲得到家了！就連罪惡滔天的鴉片戰爭，甚至在法國也有狂熱的衛道士”。泰西埃以歷史真實名義毫不猶豫地糾正這段傳奇，揭露“那種有害的先入之見，以至把最精明最正直的見證者引入歧途，並輕率行事”。他們這些人以所謂真誠欺騙我們，“就是不懷疑他們自己也會搞錯”。

泰西埃指責洛圖爾參與炮製“圈套”之說，把扣留人員歸罪於一個朝廷告示，即懸賞緝拿聯軍人頭，如：軍官五百兩銀子，士兵一百兩，印度兵五十兩。然而，該告示的日期卻是9月20日，比人質被扣要晚兩天。對北塘登陸之後中國與英法聯軍的和談階段，泰西埃一一作了回顧。他指出，清朝政府幾欽差大臣，甚至僧格林沁，一直打算和平，表現出了明顯和好的願望。只是英法聯軍，特別是額爾金，充耳不聞罷了。

當然他承認，清朝不願讓步的一點，是皇帝接見英法使臣。“若從9月20日告示中看出這種荒誕的要求已獲特許，那我們將如何在國民面前自我介紹呢？”在這種情況下，額爾金為何非冒著使和談傾覆的風險而那麼堅持要得到這種讓步？其實這已經發生了。

泰西埃揭穿埃裡松等隨軍作家和多數史學家的敘述，證論很有說服力。在這位史學家看來，僧格林沁統率的軍隊，面對英法聯軍不斷挺進而節節後退，肯定終有一天會在某處停下來。他強調，正是一連串事件導致張家灣交戰。開始不在意，後稍有碰撞，竟釀成鬥毆，進而就開戰。向逃走的沃克上校一行連開三炮，便為大戰的訊號。於是，聯軍炮兵發起反擊。

在這種局勢下，中國人設圈套的論點還有何意義？毫無價值！不過，“圈套論”如何問世，泰西埃認為已經弄明白：

“聯軍官兵，毫不猶豫，不經驗證，不假思索，全都贊同這一說法。大家先入為主，都深信中方口是心非，在搞欺詐，故自然要進一步找證據和不滿的理由來對付這些古怪可惡的傢伙”。

為支援否定中方設圈套之說的看法，泰西埃引用洛圖爾伯爵這段異乎尋常的供詞：

“對華遠征遭到非議，我們面臨最不公正的審判。倫敦老城和巴黎沙龍從戰爭中看到我們對一個善意的人民進行罪惡的侵略。虛假和談的破裂若來自我方，那歐洲有人就會大罵我們濫用武力。而讓對方明顯違約，我們便可加以鎮壓”。

泰西埃無可挽回地得出結論：“千真萬確，在通州丟擲圈套論，正好可為後來洗劫火燒圓明園開脫”。因而，所謂通州圈套，其實根本不存在，只是英法聯軍預先炮製出來用以指責中方欺詐，併為他們後所犯下的罪行辯解、轉嫁，求得寬恕。正如司空見慣的那樣，這純系巧妙的杜撰，某種歷史的操縱。

原因似乎已為大家認同：通州圈套，只在隨軍專欄作者的臆想中存在，後為亦步亦趨的史學家信以為真。

泰西埃在文章最後向洛圖爾伯爵算帳。像嚴斥巴夏禮推倒擺滿瓷器的談判桌那種凶神惡煞舉止一樣，他抨擊這位法國學者9月17日，即被扣留的頭一天在通州的倒行逆施。同年12月31日和第二年元旦，洛圖爾在《箴言報》上發表自己被俘的痛苦經歷，博得公眾的“普遍同情，憐憫和敬意”。對此，泰西埃特地引用下列兩段：

“本人一進通州，幾個官吏來到我面前，表示陪我去找住房。我把行李留下，便跟他們走了。在我看來，他們的安排一點不合適，即把我與巴夏禮的錫克騎兵住在一起。這麼小的寺廟，他們已夠擠的。我要更寬的地方安置馬匹和車輛。於是，我獨自一人去找，很快便找到所需要的住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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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俘酋危機（9）

“我去到那個人家，房東像是六七品芝麻官，突然出言不遜。我也對他毫不客氣，要他讓出我想佔用的房間不可。他差人把所有傢俱搬走，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