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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口氣：“務必衝向中華帝國大都，要使清朝君主心驚膽戰；要不惜任何代價救出人質”。

為報復中方扣留人質，英軍主帥下令洗劫張家灣小城。孝山等大量金磚銀錠、珠寶首飾，全被一搶而空。杜潘上校不能不說：“按他們凡能抱走的財物統統攫取的習慣，他們（英國人）把該城全都搶個精光”。吳士禮中校則描述，英軍洗劫張家灣後，也有中國人前去拿走傢俱和衣物等。郇和領事感到憤慨。連賣高梁酒的小店或當鋪也遭苦力搶劫。可以說，這幾乎是法則。而那些古雅的老宅院，雕樑畫棟，存有許多藝術珍寶，凡抬不走的均遭無情破壞；是可忍孰不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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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俘酋危機（7）

姆吉神甫指出，“在搶劫中，印度軍隊及兵營中的妓女，香港苦力比英兵更厲害”。另一方面，他還擔保婦女和姑娘在家中受到英軍尊重。不過，她們之中多數肯定服毒自盡。一個年輕女子就從大橋高處投河身亡。只有一些人得到軍醫救助活了下來。

樂善好施的姆吉神甫徵得同意，將一家大醫院用來接待那些受威脅的家庭。郇和充當翻譯，要動員一位貴婦及女兒攜十五個女傭人住進去；這純屬枉費心機。老婦人說洋人的話信不過，“他們心術不正”，何況她也不想再活了。人們強行將她和女兒推進馬車，傭人“如羊群”般跟在後面。可是，不等車到達目的地，老婦人便把女兒勒死了……。這位英國教士的慈善意圖並未得到報償。那天夜裡，所有寄宿的婦女全都跑了，不願接受“洋夷的照顧”……。

聯軍絕對相信為中方所扣的三十來個人完全中了圈套。但是確切情況如何呢？

中方態度突然完全改變，人們議論紛紛。最簡單的是，把一切歸結為雙重性，即：清朝宮廷有兩派，主和派和與主戰派。某個時期，一種傾向壓倒另一種傾向；僧格林沁為首的“鷹派”走在“鴿派”前面。

外交官拉否例解釋說，9月13日，怡親王接替桂良主持與英法使節新的和談時，清廷已處在大的混亂中。但他強調：“我們由衷地相信，那天清政府不會預先就有失信或設圈套的考慮”。清政府打算在與通商有關的問題上讓步，但不願支付英法要求的賠款，不同意他們帶兩千兵入京，當然更不願兩使者受皇帝朝覲。在北京看來，這是“極端可怕的”條件。中華帝國哪能贊同與藩夷君王平起平坐，並回復他們的國書。此係帝國威嚴。

拉否例認為，“僧格林沁的強硬派在皇帝臨朝議政時佔了上風；他便在通州調集重兵把守。背信棄義也罷，誤會與偶然也罷，敵對行動重又展開……。對聯軍擁有的行動手段完全輕視或極不瞭解，固執、高傲和盲目，三個詞可概括中方政策”。他甚至帶著嚴厲的口吻斷定：“務必讓中方丟盡臉面，低頭到地，乖乖地承認失敗和錯誤。不用再等多久，將得到最後的慘重教訓”。

對中國方面何以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最有資格理解的是額爾金。他致書本國政府，作了這樣的分析：他不相信是怡親王違背諾言。鑑於親王顯赫地位，理當值得信任。反之，他認為，僧格林沁將軍得知全權代表接受英法聯軍在張家灣附近駐紮，有損於其軍事部署防線，故而變得狂暴。

在額爾金看來，僧格林沁只想大造聲勢，藉以彌補曾經要他作出的犧牲。額氏注意到，9月18日清晨從通州回來，沃克上校及其隨行士兵，羅亨利和巴斯塔及其他外交官，都毫無擔心地透過清軍前線。只是將近十點一刻，法軍需部軍官阿代爾中尉才遭到清兵圍攻，這是在說不清楚的情況下發生的。然而，這件事竟成了導火線。

額爾金最後認為，不管怎樣，清廷全權大臣和總兵的行動方式中“忠誠、愚蠢，多疑與充好漢兼而有之，普遍標誌著這個國家行事的特點。但我不相信，僧格林沁曾領教過我們在戰場上的優勢，他本人或其文職同僚，既然明白事態表明會戰敗無疑，何必還要投入這場衝突呢”。

如果同意額爾金的論點，那英法聯軍中所有隨行作家所大肆渲染的所謂“9·18圈套”——這種說法後來也為史學家普遍採用，則完全站不住腳……。

對此，葛羅也持同樣的看法。人員被扣當晚，他在日記中為清朝欽差大臣的真誠辯解！他的確認為對方是無辜的。和額爾金一樣，他把這一事件的責任歸罪於僧格林沁，指責這位總兵“背信棄義”，“仍想發跡”。第二天，他致函孟託邦，進一步闡明想法：“明顯是僧王挑釁，此公可能想打出最後一張牌”。

葛羅特使的見解使怡親王搞“圈套”的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