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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這樣比較，南美的學生幾乎沒人把票給羅斯福，因為他“嘗奪巴拿馬於哥倫比亞，迫人太甚，南美人畏之，故不喜之。”而菲律賓學生把票都投給了威爾遜，是因為“民主黨政綱許菲島八年之後為獨立國，故舉之。”就這兩地學生言，他們的票顯然是跟著本國的利害關係走的。中國學生不然，他們和美國沒有任何利害，他們的投票完全取決於他們的價值認同。很明顯，由威爾遜代表的民主黨是激進的，很能得中國學生的同情。共和黨雖然是保守的，但從這個保守陣營中分化出來的羅斯福也是激進的（他的黨號為進步黨），因此也能得著中國學生的同情（這同時也是他們兩人票數相伯仲的原因）。甚至更為激進亦即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社會黨也能得上兩票，這僅有的兩票都來自中國學生。而唯獨代表保守勢力的塔夫脫，在中國學生中卻一票也沒有。這，說明了什麼？

1988年餘英時在香港中文大學成立25週年的紀念講座上作過一個“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的講演，它開啟了世紀末的中國知識界對一百年來激進主義的反思。在餘看來“中國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個激進化的過程（process　of　radicalization）”，其實，不獨如此，中國近代政治史也是一個激進化的過程。這相為表裡的兩個過程，其起點都是1898年。這一年在政治領域和思想領域分別發生了對後來影響至巨的兩件事：一件是康梁發動了沒有成功的戊戌維新，一件是嚴復翻譯的“進化論”（《天演論》）問世。這兩件事事實上開啟了20世紀中國思想史和政治史的閘門。所謂“維新”便是“唯新”，唯新是求，一個“新”字便構成了那個時代計程車大夫們的意識形態，有誰能抵擋它那“奇里斯馬”般的魅力？而“新”在於“進”，不進不新，被誤讀了的“進化論”（最明確的證據是翻譯它的嚴復不是一個激進主義者）又成為務“新”的路徑，而且是唯一的路徑。於是，愈進愈新，越新越進，從思想到政治，終至成了一發不可收的激進。本來康有為的“君主立憲”相對於兩千來年的皇權社會已經石破天驚，可是曾幾何時，康梁的維新已經成了保守的代名，維新直趨革命，而革命的目的三波兩折又由康有為的“大同世界”直下“munism”。一個世紀下來，一味求進的我們突然發現20世紀是倒著走完的。這“欲進還退”的歷史難局不得不讓我們反思，我們不得不重新考量進步、進化、激進、革命、革新這些充分被我們浪漫化和理想化了的詞。由於這些詞主宰了整個20世紀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以至在我們的精神座標上，和這些詞對立的“保守”、“守舊”則天然成為一種價值上的落後，甚至反動。風起於青萍之末，世紀之初，風習正在形成，不獨海內，甚至海外，年輕的留學生更是得風氣之先，他們正感染著胡適說的“人心之趨向”，這也就解釋了他們為什麼寧可把票投給德卜也不會投給塔夫脫。

六　模擬大選中的“激進”與“保守”（2）

可是，“塔夫脫”怎麼了？保守難道不是一種價值，尤其在舉國激進、一味偏斜時，它難道不是一種至少可以用來平衡的價值？何況它的意義還遠不止於此。1915年3月3日，早已落選的塔夫脫來康乃爾大學講演，胡適有機會親耳聽一聽保守主義的聲音。在胡適當天的日記中，聽塔夫脫講演的人有三千多，以至後來者因沒有地方而不斷怏怏離去。“塔氏極肥碩，演說聲音洪而沉重，不似羅斯福之叫囂也。塔時時失聲而笑，聽者和之，每至鬨堂。塔氏笑時，腮肉顫動，人謂之‘塔夫脫之笑’。”胡適的描寫很生動，而塔氏的講演亦精彩。這個講演名為“Signs　of　times”，胡適的評價是“有警策處，惟其‘守舊主義’撲人而來”。此時，胡適已從認同激進的羅斯福改到更激進的威爾遜，塔夫脫的聲音自然聽不進去。但，他畢竟記下了一個非常精彩的警策之處。塔夫脫言：“嘗見叢冢中一碣，有銘曰：‘吾本不病，而欲更健，故服藥石，遂至於此。’”　如此詼諧之語，在胡適看來“譏今之急進維###也”，但它確實道出了一味激進求新可能導致的負面性。只不過這個“遂至於此”的碑碣不是為美國立的，在它那裡，激進與保守在一個長時段中可以尋求到平衡。而在20世紀的中國，保守從來就不被當作正面價值看，它不但構不成一種平衡的力量，而且總是一個被否定的物件，因而它只有眼睜睜地看著激進折騰而“遂至於此”。“吾本不病”的美國尚有激進之憂，本來就多病的華夏，卻不顧沉痾，單求激進猛藥，一味復一味，試圖神話般地鳳凰涅磐。而涅磐就是焚之而後生，結果，焚是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