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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自己的性情所近，能力所能做的去學。”（同上）

可是，胡適這番重個人不重社會的小敘事卻惹得小唐德剛大大不快，他認為胡適的話“個人主義色彩太重”，“浪漫主義色彩太重”；而且胡適的經驗也不適合一般的中學生。在唐看來，胡適畢竟是個有大成就的“大學者”，中學教育則是教育一個人怎樣成為一個“沒有成就”的普通人。而普通人需要一個正當職業，這職業“不是完全受個人興趣指揮的，它要以社會、國家和團體的需要而定。‘中學生’之中，文才橫溢的‘小魯迅’真是千千萬萬；但是社會上對‘魯迅’的需要量（著重個‘量’字）便遠不如對‘會計師’、‘繪圖員’、‘水喉工’……等等的需要量大。如果一個‘中學生’聽了胡適的話，此生薄會計師而不為，非‘魯迅’不做，豈不是誤人誤己？”小唐氏進而指出：“胡適之先生那一輩的老知識分子，頭腦裡始終未能擺脫科舉時代的舊觀念。受教育的人一定要出人頭地，一定要錐處囊中。他們不甘心做個普通人。但是在一個已發展的社會里，九年國教，人人可受，誰非知識分子呢？如果每個知識分子都要‘立志’發展天才去做李白、杜甫、畢加索、胡適、愛因斯坦，那麼這世界還成個什麼世界呢？”最後，德剛唐憤言：一個人“為什麼一定要出人頭地‘不超人、毋寧死’（一個老朋友的座右銘）呢？多難的祖國，不就是被一批‘超人’們搞糟了嗎？”

痛快！唐德剛記胡適，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議論風生，其文字常常讓人大快朵頤。以上自稱和胡適“抬槓”的話真真是“槓上開花”，尤其最後一句。可是，他是在和胡適對話嗎？不，他是在借題發揮。在擇業問題上，無論胡適自己、還是勸告別人，不都是基於個人興趣的“小敘事”嗎？什麼時候要“超人”？唐氏不察，信服尼采“超人”的，除了他的老朋友外，還有留日時的小魯迅，但肯定不會是留美時的小胡適。魯迅半生迷戀尼采，胡適不但沒有，留學時還專意批過他的“超人說”（詳後“尼采的‘遺毒’”）。俯視眾生的尼采終於為納粹的極權所利用，欣賞尼采的魯迅又為誰利用？而且，又為什麼被利用？這些都是問題，問題在於，“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和“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是不是有點曲徑暗通。唐德剛擔心中學生中的“小魯迅”誤人誤己，未必沒有道理，可是，從文未必就“魯迅”，文，僅僅是職業而已。職業有職業之倫理，如果有人是職業文人卻又以改造別人的精神為職志，這恐怕自己的精神就有問題。唐德剛呵唐德剛，你的話是有針對性的，但卻不是針對胡適的。你把對20世紀“穿長衫”的人一肚子“鳥氣”發在了胡適身上，實在是言之有據卻又文不對題，只能判你五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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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敘事”、“大敘事”（3）

於是，唐德剛也給學生以忠告：“我坦白地告訴我的學生（尤其是中國學生）學歷史或亞洲文化，在美國是沒飯吃的。我勸他們‘兼修’一點電腦、教育、或會計……一類‘實際一點’的課，以便大學畢業後好去‘謀生’。”（引同上）胡適是小敘事，唐德剛也是小敘事，只不過擇業上的文、理、工不同罷了。即使如此，胡適的話還是值得考慮的（就像唐德剛的話也有道理一樣），一個人如果就是不愛那一行、那一科，學起來不僅痛苦，而且也未必能學得好。如果學不好，吃飯依然是問題。

要之，在個人擇業上，如果你的任何選擇都為社會所需要，那麼，你就不必考慮社會需要什麼，而是你能做什麼。早在1925年，北大教授的胡適就對學生作了這樣的表述：“救國千萬事，何一不當為？而吾性所適，僅有一二宜”。這“一二宜”也就是“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此便是小敘事意義上的個人擇業之要。轉從大敘事，勉力於自己的選擇，“這便是你對國家應盡的責任，這便是你的救國事業的預備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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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吾對於政治社會事業之興趣”（1）

1912年是美國四年一度的大選之年。這一年胡適因興趣轉了學，讀胡適這一段時間的日記，所開課程大抵為哲學、美術哲學、倫理學、美術史、中古史、論理、美國政治、美國政黨、心理學等。顯然，在這些課當中，胡適的興趣主要集中在政治上，並且是美國政治上。對美國政治，胡適的興趣又是體現在政治參與而非政治理論上。本來胡適不是美國人，美國政治於胡適，頂多是個旁觀，但，胡適本人卻是以主動的姿態介入。1912年的大選，胡適把進步黨的老羅斯福作為自己的支援物件，四年後，變換門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