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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蘋果分類手冊。於是學生們都根據每個蘋果根蒂的長短，開花的深淺，顏色形狀的不同，果味和軟脆的差別來分類，而美國的蘋果種類有四百多種。那些美國學生都是農家弟子，蘋果個個都認識，只需和手冊對一下就可以填表交卷。很快美國同學就走光了。可是，同樣是農家弟子的胡適卻五穀不分，他和另一箇中國同學花了兩個半小時，才分了二十個蘋果，而且大部分又分錯了。當晚，胡適閉門思過，認真地檢討了自己，認為並非自己就不能考得好，畢竟自己年輕，記憶力好，平時又肯用功，應付考試並不難。但，胡適知道，只要考過兩、三天，頂多一星期，就會把美國這四百多種的蘋果分類忘得乾乾淨淨；而況即使回國，國內也沒有這麼多品種的蘋果。更重要的是，胡適發現自己學農完全“是違背了我個人的興趣”。胡適此時的興趣則偏向哲學、政治史、文學。於是胡適痛定思痛，決定放棄農科而改習文科。為此，原為免費而讀農科的他，付出了本來不需要支付的兩個學年的學費，是為代價。

胡適棄農從文，和早於他的魯迅相映成趣，當年在日本的魯迅也是放棄醫學而轉就文學的，固然學醫原本是魯迅自己的志向。魯迅學醫是痛恨自己的父親死於庸醫之手，也痛恨“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他的想法很樸素，“預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便去當軍醫”。但魯迅的夢卻被一堂課上的幻燈片給擊碎了。這是我們都很熟知的故事，日俄戰爭在中國爆發時，一個充當俄國偵探的中國人被日本人抓住後行刑，而圍觀者同樣也是中國人，臉上並顯出麻木的神情。這一神情對魯迅刺激很大，自此他改變了治病救人的看法，進而認為“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如果充分理解魯迅此時的憤激，也斷不敢苟同像這種樣子的表述“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難道一個人因為愚昧居然連生命都是不重要的了嗎？需知，在人類的所有價值中，不管怎麼洗牌，生命的價值永遠排序第一。本來，治病救人還是一種人道主義，可是魯迅一旦立意高遠，一旦訴諸宏大敘事，卻反而走向了人道的反面。這其實是20世紀我們常見到的一種道德弔詭，豈非咄咄也哉！胡魯兩人雖然在“從文”這一點上殊途同歸，但如考其動機，那個“殊”，在於魯迅的從文顯然出於拯救眾生的“大敘事”，胡適則更多偏於個人興趣的“小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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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敘事”、“大敘事”（2）

晚年胡適曾在臺灣給中學生做過一次講演，在年輕人的擇業問題上，胡適不改初衷，依然堅持自己早年的“興趣”原則。他說：擇業有兩個標準，一個是“社會的標準”，一個是“個人的標準”。前者是社會的需要，後者是個人的興趣。那麼年輕人究竟何去何從呢？胡適說：

“社會上需要工程師，學工程的固然不憂失業，但個人的性情志趣是否與工程相合？父母兄長愛人都希望你學工程，而你的性情志趣，甚至天才，卻近於詩詞、小說、戲劇文學。你如遷就父母兄長愛人之好而去學工程，結果工程界裡多了一個飯桶，國家社會卻失去了一個第一流的詩人、小說家、文學家、戲劇學家，不是可惜了嗎？社會職業何止三百六十行，行行都需要。一個人決不能做每行的事，頂多會二三行，普通都會一行的。在這種情形之下，試問社會的標準重要？還是個人的標準重要？當然是個人的重要！因此選科擇業不要太注意社會上的需要，更不要遷就父母兄長愛人的所好，只問你自己性情近乎什麼？自己的天才力量能做什麼？配做什麼？要根據這些來決定。”

胡適這一段其實是現身說法，因為當年留學時正是胡適那位兄長如父的二哥要求胡適學習工程的，這裡既有個人身家的考慮，同時也受到當時“實業救國”的影響。後來胡適決定改習文科時，也是他二哥來信力勸，認為經史詩賦那一套放在今天已經百無一用了，“而農學最為中國通用之學……，吾弟將來學成歸國，大有可為”。胡適最終沒有接受勸告，他按照自己的興趣作出了選擇。因此，他對那些年輕的中學生說：“我一生很快樂，因為我沒有依社會需要的標準去學時髦。我服從了自己的個性，根據個人的興趣所在去做，到現在雖然一無所成，但是我生活得很快樂。希望青年朋友們，接受我經驗得來的這個教訓，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