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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學生該執之事。作家楊沫反映1930年代北平學生生活的《青春之歌》，如果讓當時在北大任文學院院長的胡適看到，他肯定認同的是那個去圖書館的“餘永澤”，儘管他也能理解活躍於廣場上的“林道靜”，哪怕林的身後還有一隻叵測的手。其所以如此，蓋在於他自己做學生時就是這樣。學生就是學生，報國並非一途。國勢殤頹，非學生力之所能，慷慨激昂，亦於情事無補。學生所能做的，就是儘自己的本分搞好學習，以備將來為國效力。當留美學界放不下一張平靜的課桌時，胡適幾乎是逆流而動，他寫了封引動一片聲討的“致留學界公函”，仍然堅持主張歌德的鎮靜功夫，就此，胡適已經是再三致意了：“讓吾等各就本份，各盡責職；吾輩之責任乃是讀書學習。不可讓報章上所傳之糾紛，耽誤吾輩之學業。吾等正要嚴肅、冷靜、不驚、不慌，安於學業，力爭上游，為將來振興祖國作好一番準備，只要她能倖免於難，——餘深信如此——若是不能，吾輩將為在廢墟上重建家園而努力！”　當年梁啟超曾比較留日和留美的兩撥學生，說：留日的“讀書不忘愛國”，留美的“愛國不忘讀書”——此其胡適之謂乎！

冷靜是一種理性，歌德有此功夫，胡適亦不差池。在這一點上，除了歌德之外，他的哈佛朋友鄭萊和他談到的屠格涅夫小說（Virgin　Soil）中的主人公亦給他留下殊深印象，鄭萊所描述的這位“主人公乃一遠識之士，不為意氣所移，不為利害所奪，不以小利而忘遠謀。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此君獨超然塵表，不欲以一石當狂瀾，則擇安流而遊焉。非趨易而避難也，明知隻手挽狂瀾之無益也。志在淑世固是，而何以淑之之道亦不可不加之意……”　胡適聽後，深有所動，當即表示一定要讀一讀這小說。最後讀了沒有想來沒人知道，但我們可以知道的是，胡適自身多少就具有這樣的氣秉。所謂“每臨大事有靜氣”，胡適年青時亦大致如此。

但，年輕的胡適在冷靜的理性面前，是否還會有那種潛湧的感情？國難當頭，他果然還能一味地“才須學也，學須靜也，非學無以成才，非靜無以成學”（諸葛亮語，大意）？胡適真的就那麼一味地不掛懷國事？

謹抄胡適1915年5月5日、5月6日兩天日記（部分）如下：

5日：東方訊息極惡，報章皆謂恐有戰禍。餘雖不信之，然日京報章皆主戰，其喪心病狂如此。遠東問題之益棘手，有以也夫！

6日：昨夜竟夕不寐。夜半後一時許披衣起，以電話詢《大學日報》有無遠東訊息，答曰無有。乃復歸臥，終不能成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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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愛國癲”（1）

高調愛國，歷來是中國的愛國特色，但能解決問題嗎？這是胡適深所憂慮。1915年2月到5月之間，北美的中國留學生以空前的熱情討論“二十一條”，達成的一致意見是“對日宣戰”。這樣的口號登上了《中國學生月報》，上述的“駭人之壯語”，到了這裡，便是“吾輩非戰即死”、“決一死戰”的義憤填膺。幾十年後，胡適回憶當時情形，說“我為此事甚為焦慮，所以我決定向全體同學寫一封公開信”。寫信的那晚，胡適原本睡下，但他輾轉反側，難以入眠，所以索性披衣坐起，拔筆而書，“書至夜分二時半”。胡適在信中明確表示了自己的反戰態度。

信中胡適很不客氣地把這種聲音稱為“愛國癲”（胡適的原文是“patriotically　insane”，這個詞也可譯為“愛國瘋”），意為已經喪失正常的理性：“此刻，餘要說上述言論完全是瘋話。吾輩情緒激動，神經緊張，理智失常，可以說得了‘愛國癲’。諸位，在此危急關頭，情緒激動是決無益處的。激動之情緒，慷慨激昂之愛國呼號，危言聳聽之條陳，未嘗有助於國。吾輩自稱‘學子’、‘乾材’，若只是‘紙上’談兵，則此舉未免過於膚淺。”

胡適反對開戰，認為這是不負責任的言論，“此刻言及對日作戰，簡直是發瘋。我何以作戰？主筆先生說，我有一百萬敢決一死戰之雄獅。且讓大家來看一下事實”。胡適出具的事實是，中國僅有十二萬士兵談得上是訓練有素，但裝備極為窳劣。而且，海軍沒有戰鬥力，最大的戰艦也是一個三等的巡洋艦，排水噸位僅四千三百噸。以這樣的軍備開戰，“其後果，不僅於國無所改觀，而且所得只是任人蹂躪！任人蹂躪！再任人蹂躪！”此時的胡適雖然還是個“不爭主義者”，但這次反對“愛國癲”，主要還是出於實際情況的考量。在打不過的情況下硬打，那是拿生命作賭注，胡適是不幹的。針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