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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義是從”的三民主義統治下，胡適主張自由主義的權利在哪裡？直到晚年蔣經國主持的國防部還在圍剿胡適的自由主義，甚至把丟掉大陸的帳都和胡適的自由主義掛靠。胡適與國民黨的衝突，從開始到晚年，三十多年間始終有一條隱約可見的草蛇灰線，那就是他的自由主義和國民黨意識形態的齟齬。然而，胡適碰上的畢竟還是具有一定彈性空間的威權體制，這也是胡適在無奈之中最終選擇它的原因。設若胡適碰上的是前蘇聯那種“政教合一”的極權政體，其意識形態剛性如鋼，那就絕不容任何與它不符的思想存在。時在美國的胡適因其年輕，好學而未能篤思，熱愛自由卻疏於憲政。正因為憲政的缺環，他並不知道這篇日記的嚴重性，如果沿著他那個思路上滑下去，迎面而來的則將是包括思想專制在內的政治專制。

後來，這個問題在胡適那裡好像被擱置了，但，十個月後，11月份有兩篇日記又涉及中國宗教問題。可以先看第一篇，這篇基本是資料，題目是“備作宗教史參考之兩篇呈文”。胡適用剪報貼上的方式留下了這兩篇文字，一是《張勳請復張真人位號呈》，另一是《內務部議覆呈》。呈文的情事是這樣：後來的“辮帥”張勳時任長江巡閱史，因民國約法中的信教自由，特地上書袁世凱，請復江西道人張元旭的“真人”位號。屬於道教一門的張元旭是漢代張道陵第六十二代孫，張氏一系在道教中地位顯赫，堪與洙泗儒宗相提並論，是為“玄門正鵠”。然而，民國肇始未久，江西都督李烈鈞呈請撤銷張的“真人”封號，並停給前清之所賜予。現在李烈鈞反叛為賊，更兼“人民信仰日墜，道教一流，幾於並此而失蹤”。這位巡閱史“伏思信教自由雖載諸約法，然未明定範圍。近日異教龐興，……使非明定標準，示以皈依，何以正人心而維古教？”故此，張勳上書袁大總統，要求北洋政府以國家名義恢復張的“真人”徽號，以示正宗。呈文最後，張勳這樣說：“勳本贛人，居近道山，深知其蘊，憫道教之陵夷，俱世風之邪惡，用敢援據約法，代為之請。伏乞大總統鈞鑒，訓示施行。”

這是一篇很有趣的呈文，趣在它打出的旗幟卻是信仰自由。既然信仰自由，信仰就是每個人的選擇，它怎麼可以由政府“明定範圍”又“明定標準”？範圍既定，標準既明，若與此不合，即為“異教”，那麼，異教的信仰自由又怎麼落實。這樣的信仰自由其實是自由信仰的取消。張勳試圖藉助行政的力量把道教中的這一支扶為“正宗”，正類同美國佬警惕的確立國教之舉。北洋政府內務部畢竟有人，它作了一個很得體的批覆：“信教自由，載在約法，人民願沿舊稱，在所不禁，斷無由國家頒給封號印信之理。”胡適在剪貼之後，對這種“價值中立”的態度提出了質疑：“果爾，則尊孔典禮，‘衍聖’封號，又何以自解？蓋遁辭耳！”（同上）不立封號是內務部的事，尊孔祭典是袁世凱的事，內務部管不著，它在它自己的職權範圍內，應該說做的還是不錯的。只是胡適提出了這樣的質疑，是在表明他十個月後已然搞清楚了“政教分離”的道理？未必。

二十四　危險的“國教”（3）

事過幾天，胡適又作日記，依然是剪貼加評論。這次他所剪貼，是“袁氏祭孔令”。尊孔祭典，果然行矣。“中國數千年來，立國之本，在於道德”，這是祭孔令的第一句話。一錘定音，要以德治國了。殊不知，西方的宗教正是東方的道德，正如同東方的道德，亦同於西方之宗教，兩者形態有異而功能悉同。兩千多年的皇權社會不論，袁氏此語，分明是要把孔儒往國教上推了。所以，後文又說：“前經政治會議議決祀孔典禮，業已公佈施行。九月二十八日為舊曆秋仲上丁，本大總統謹率百官舉行祀孔典禮，各地方孔廟由各該長官主祀，用以表示人民，俾知國家以道德為重，群相興感，潛移默化，治進大同。”　當統治者的權力穩固之後，它勢必要向思想和信仰領域延伸，這是權力擴張的本能，也是統治本身的需要。袁世凱身為“凱撒”，卻覬覦“上帝”之域，從而使政權和教權合一。他動用的是國家政治會議的力量，並以身示法，又用“令”的方式昭告全國，用以推動孔教為國教。應該說，這才是這份“袁氏祭孔令”的“七寸”。

胡適打蛇，卻未察“七寸”所在，反而拎著尾巴亂抖。ABCDEFG，一二三四五六七，“此令有大誤之處七事”，於是，胡適掰起了手指頭，不畏煩難，一一道之。“如言吾國政俗‘無一非先聖學說發皇流衍’，不知孔子之前之文教，孔子之後之學說（老、佛、楊、墨），皆有關於吾國政俗者也。其謬一……”從謬一到謬七，皆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