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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西方制度速效救心，立竿見影。七年之病，容不得三年的蓄艾，這正是上面胡適批評的“最沒耐心”。於是，最後只剩下一條路：革命。魯迅雲：“改革最快的還是火與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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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　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2）

不過，當梁啟超在政治之外試圖“治本”時，倒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會教育”。他在歷數了現代政治的七個“必要之條件”後，曰：“具此條件，始可以語於政治之改良也已。吾中國今日具耶？否耶？未具而欲期其漸具，則舍社會教育外，更有何塗可致者？”這個“社會教育”，在梁的眼裡，就是孟子的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雖曰遼遠，將安所避？”至於有人說：“今之政象，岌岌不可終日，豈能待此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之計？恐端緒未就，而國之亂且亡已見矣。”梁的回答是：“雖國亡後，而社會教育猶不可以已。亡而存之，舍此無道也。”（同上）

由此可見，胡適信中的“樹人”出乎是，回國後立志“從事於社會教育”出乎是，孟子的“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亦出乎是。當時胡適大段抄錄梁的文章，說“其言甚與吾意相合”，事實上更多是胡適在受梁的影響。年輕的胡適之，除了身在北美，自然接受歐美觀念外，國人思想中能與胡適影響最巨者，只能是梁任公。梁之於胡，雖非塾師，但為私淑。

二十九　“理想”的迷途（1）

在題名為《夢想與理想》的日記中——此日記記於1915年3月8日——思想尚未免疫的胡適再度因年輕的熱情而出現偏差。在中西文化比較的框架中，胡適先談夢想，認為天下多少事皆成於夢想，今日大患則在於無夢想之人。這種說法無可無不可，可以放下不論。往下，胡適筆鋒開始轉向理想，一開始就稱讚：“嘗謂歐人長處在敢於理想。其理想所凝集，往往託諸‘烏托邦’（Utopia）”，在胡適開列的名單中，有“柏拉圖之Republic＇《理想國》＇，倍根之New　Atlantis＇《新亞特蘭蒂斯》＇，穆爾（Thomas　More）之Utopia＇《烏托邦》＇，聖阿格斯丁（）之City　of　God＇《上帝城》＇，康德之Kingdom　of　Eeds＇《論萬物之終結》＇及其Eternal　Peace＇《太平論》＇，皆烏托邦也。”胡適對烏托邦的理解是“烏托邦者，理想中之至治之國，雖不能至，心向往焉。”

什麼是“至治之國”？至者，盡善盡美之謂也。這個世界上會有被治理得盡善盡美的國家嗎？抑或，這樣的國家可以成為我們的理想嗎？一個“烏托邦”——用漢語來講叫“烏有之鄉”——已經指謂其不可能。而把一個不可能的物件當作自己可欲的追求，是一樁岌岌乎危哉的事。更要命地是，這理想的追求，看起來是個人的事，但它的指涉卻遠超個人之外。

也許，我們可以贊同一個人的夢想，無論他怎麼異想天開，也無論它實現與否，這都是他個人的事。“理想”不然，它從來就不是個人的，而是廣之於眾的。正如胡適欣賞的英國哲學家羅素指出“構成一種‘理想’與一件日常願望的物件兩者之不同的就在於，前者乃是非個人的；它是某種（至少在表面上）與感到這種願望的人的個人自身沒有任何特殊關係的東西，因此，在理論上就可能被人人所願望。因而我們就可以把‘理想’定義為某種並非以自我為中心而被願望著的東西，從而願望著它的人也希望所有別的人都能願望它。”　事實正是如此，在胡適這裡，所謂理想（特別是那種烏托邦性質的）與個人無關而是有關家國。那麼，問題來了，在家國問題上，每個人的理想都不一樣呀，就像什麼叫盡善盡美，這善美的理解也是人各不一。以胡適所舉的柏拉圖為例，他的《理想國》在他看來是理想，可是在自由主義看來是極權。從胡適北美日記中，可以看到他讀《理想國》的記載，他在這裡認同這本書，只能說明一點，他的自由主義還經不起考驗。在自由主義那裡，國家的功能就是保障個人的權利，除此，它沒有也不應該有自己的理想，更不可能在制度上作任何意義上的善美設計。因為理想也好善美也罷，人與人之間並沒有一個統一的尺度，同時誰也沒有權利以自己的尺度訴諸別人。因此，在制度設計上，自由主義一定要撇開來自所有方向上的理想或烏托邦，讓自己保持“價值中立”。

其實，被胡適推崇的《理想國》實在是胡適後來批判的那個叫做“極權”東西的發源。《理想國》中不理想，它是以理想面目出現的一部人類社會的專制整合。也是為了達至在柏拉圖看來是“至善”的理念，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