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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在他讀哲學時，他的興趣又轉向文學了，他不知道他那時已經在為幾年後的新文###動打造伏筆，這不難於從他與任叔永、楊杏佛、梅覲莊等人的詩歌往還（包括書信）中見出。終其一生，胡適的興趣是廣泛的、博雅的，他始終未能克服自己不能專精的毛病，如果這也算毛病的話。日後，連他自己也打趣地說：哲學是我的職業，歷史是我的訓練，文學是我的興趣。可見胡適作為學者，跨學科而不為專業所限，他之作為導師，真可以用上今天我們經常在名片上見到的一個炫耀性的詞“博導”。

然而，胡適不是為炫耀，他做導師，固有好為人師的一面，亦有自肩責任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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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　管子的法治　孟子的民權（1）

胡適中晚年以來有這樣一種傾向，即在傳統文化中討尋自由主義的資源，這和當今的新儒家頗為相似，抑或胡適就是他們的先聲亦未可知。然而，五四是反傳統的，胡適也就給我們留下了反傳統的表象，可以說，這，真正是表象。至少，就胡適自己而言，骨子裡並不反傳統，相反，早在他留美時，就曾經短暫地做過將傳統思想和西方思想融通的嘗試，儘管這種嘗試並不成功。

“評梁任公《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是胡適1916年4月間寫就的讀書筆記，梁氏在書中縱論法儒道墨，胡適每讀至不適，必大加評論。有時碰上先秦諸子的論述，亦會自覺不自覺地與西方思想家進行對接。比如，就梁任公關於管子的論述，胡適加“按”：“此近於洛克之說”。　管子會和洛克的思想一致嗎？那麼中國自由主義的時間表應該是先秦了。前此，在談中國古籍中的烏托邦問題時，胡適也稱讚過管子。他一邊從考證角度說《管子》是後人偽託管子，一邊又讚美《管子》“其政治思想何其卓絕（法治主義）”。　法治是個西方概念，若干年前，中國知識界還為這樣的問題（“法治”還是“法制”）進行過討論。管子固然有政治思想，但它值得胡適如此垂青嗎？而且垂青的理由是“法治主義”。管子是談法的，所謂“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君主制法，官吏執法，百姓則受法的統治）。如果用法家韓非的話可能更明白“法者，王之本也”。這是哪一門子的法呀，胡適可謂見法生情而不遑問其性質，至少“何其卓絕”云云是向傳統專制表錯了情。胡適在日記中曾對“法”作過語源學上的探討，但，人在美國的他此時還沒察覺，東方的“法”和西方“法”在“法哲學”上根本不一樣。東方社會的法乃“權力本位”，它是用來統治平民的，這從管子和韓非的話不難看出。相反，西方現代社會的法，正如胡適欣賞的羅素所說：“法的理論總要以‘權利’應受國家保護這種見解為依據”，因而它是“權利本位”，是用來限制權力的。比較之下，東方社會的法非但與“權利本位”的法治主義無干，而且是“非法法也”。

在轉到儒家問題時，梁啟超說：“儒家認人民之公意與天意有二位一體之關係。……蓋謂民意者，天意之現於實者也。……故人民公意者，立法者所當以為標準也。……

若夫人民公意，於何見之？則儒家……以為……人民之真公意，惟聖人為能知之，而他則不能也。……故惟聖人宜為立法者也。故＇儒家與十七八世紀歐洲學者＇同主張人民公意說，而一則言主權在民，一則言主權在君，其觀察點之異在此也。”

梁說問題甚多。他認為儒家把人民公意和天意視為一體，立法者按天意立法，就是按民意立法。那麼，誰是立法者？聖人。誰是聖人？君主。按此邏輯，君主無論如何立法，都是符合天意及民意的。因此，主權在君就是主權在民。天下沒有比這更不合邏輯的強權邏輯了。所謂“人民之真公意，惟聖人為能知之”，理據何在？就像一個官員聲稱自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他就可以替人民當家作主了？

胡適並不同意梁的說法，但他的問題更形嚴重。他一張口就是“儒家言最近民權者莫如孟子”（同上）。孟子什麼時候跡近民權？他的哪句話符合民權的要義？這真是不可不察的問題。因為今天有學人在試圖梳理傳統資源中的民主因素時——在我看來是無望的努力——也不約而同地提到孟子。而下，胡適又云：“孟子……其所論主權皆在民，故引《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僅僅根據《尚書》中的這句話就能推斷儒家的思想是主權在民，是不是也太便宜了些。上天的視聽來自民眾的視聽，猶如上天的意志來自民眾的意志，這充其量只是警告統治者，要注意民意，國以民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