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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只有一種心聲，那就是渴望自

由，渴望正義。

愛自由的美國人看起來不若俄人愛自由，正如胡適所說，那是因為美國本身就是個自由的國度。自由就像空氣一樣，須臾不能離，但如果人就生活在空氣中，誰還會時刻記著它呢？本不能拿美國人和缺乏自由呼吸的俄國人比，而且，在這樣的比較中，美國的自由和俄國的自由並不對稱。胡適拿美國男女交際上的不自由說事，但說到俄國時，俄國青年的那種熱情、那種奮鬥，顯然屬於政治自由。一個是“私人領域”中的自由，一個是“公共領域”中的自由，兩者未必能簡單地混在一起。比如美國的保守力量素以共和黨為代表，儘管在日常生活領域它顯得守舊、不開放（包括胡適所說的男女交際），但在政治領域這一塊，始終恪守“小政府，大社會”的原則，防止國家權力干涉個人權利，這種對自由的高度的敏感和警覺，就遠非當時的胡適能理解。再言之，一個自由的國度和一個非自由的國度，自由的值也不一樣。如果俄國的自由表現為“解放”，美國的自由則表現為“群己之權界”。根據我的經驗，象胡適讚歎的那些俄國青年，自由對他們來說，更多是一個吸引人的字詞和理念，他們可以為這種理念奮不顧身，但未必能說他們就懂得什麼叫自由。而胡適看不慣的那些美國青年，儘管鬆垮散漫，但在自由的敏感上，哪怕你碰一下他們的神經末梢，他們的中樞都會作出激烈的的反映。

本來，無法比較誰與誰更愛自由，愛自由是人類的天性，比較沒有意義。有意義的比較是，哪種制度能夠保障人的自由：俄、還是美。俄美製度至遲在1920年代還困擾過胡適，而胡適長期以來對俄國的好感，未必就不是當年從所閱讀的那些俄國小說開始的。

跋：就5月21號這篇日記，胡適的標題“美人不及俄人愛自由”，應該被判為假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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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　導師

1925年5月11日，魯迅作《導師》一文，後發在5月15日的《莽原》週刊第四期。據《魯迅年譜》的寫作背景介紹，“當時胡適等人擺出‘導師’的面孔，妄圖把青年引上脫離革命，脫離現實鬥爭的邪路”，魯迅“針對這種情況指出：‘青年又何須尋那掛著金字招牌的導師呢？不如尋朋友，聯合起來，同向著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　文章最後，魯迅意猶未盡，忍不住向青年大喝一聲：“尋什麼烏煙瘴氣的‘鳥導師’”。

胡適固不是“鳥導師”，但他確實是有導師癖，也不憚於做青年的導師，還自以為是一種責任。做導師的想法當然不是在北大教授任上，早在美國留學時，他甚至就做好了做導師的準備，這一點，他的日記有案可稽。

記得1914年的夏天，美國某友人的夫人問胡適對美國傳教士的看法，胡適回答說：我以前很反對傳教這種舉動，因為中國古話說：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現在覺得傳教之舉未可厚非。這些教士自信其所信，又以為其所信足以濟事淑世，故必欲與世人共之，欲令人人皆信其所信，其用心良可敬也。

從反對好為人師到未可厚非，原因在於胡適認可對方的出發點是濟事淑世。落實到自己的身上，濟事淑世又成為胡適在學業和擇業上的出發點。胡適是有自知之明的，他知道自己在知識上鶩外太甚，失在膚淺，好博而難趨深。好博，和胡適的生性有關，他是個坐不住的人，很難在一個學業方向上“板凳要坐十年冷”。這一點，韋蓮司也善意地提醒過他，要他專心致志。胡適自然很感激，第二天還特意去信致謝，檢討自己的“放任自流”。但，在1915年5月28日的日記中胡適也曾這樣剖###跡：“吾生平大過，在於求博而不務精”，其所以如此，“每以為今日祖國事事需人，吾不可不周知博覽，以為他日為國人導師之預備。” 還是學生，就準備著要作導師了，豈止是好為人師！但揆其本意，亦是濟事淑世也。這就不奇怪胡適回國後，為什麼會以青年導師自居。當然，在那篇日記中，胡適很快就檢討，說自己“不知此繆想也”。這“繆想”不是指做導師的想法荒謬，而是指自己在一個分工的社會中怎麼可能做到“萬知而萬能”。於是，胡適省悟到“吾所貢獻於社會者，惟在吾所擇業耳。吾之天職，吾對於社會之責任，唯在竭吾所能，為吾所能為。”（同上）在這樣的意識支配下，胡適痛下決心：“自今而往，當屏絕萬事，專治哲學，中西兼治”。（同上）

胡適下決心攻哲學了嗎？然，亦未然。固然，幾個月後他就到紐約的哥大去，與杜威學從哲學，並獲得了哲學博士的學位